与Science、Nature共谋，戏耍全球学者，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来源：微算云平台

今天给大家讲一位重量级人物：尤金·加菲尔德。你可以对他一无所知，但不得不对他的发明顶礼膜拜。每每想起他，都有一种被影响因子支配的恐惧！

“影响因子”游戏之父尤金·加菲尔德

1925 年，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区

194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专业

1949年，他顺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1954年，拿下该校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

1961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

孤注一掷，SCI诞生

1956 年，在职攻读博士的加菲尔德注册成立 一家名为DocuMation 的小公司，推出的第一款信息产品——当前快讯（Current Contents, 简称CC），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 除了零售散卖，贝尔实验室成为他第一家企业用户。

1960 年，他将公司正式定名“科学情报研究所”（ 习惯简称ISI），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合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NSF）30 万美元政府资助，共同承担建设遗传学文献引用索引库（Genetics Citation Index）项目。

项目对1961年28个国家出版的613家期刊20000本杂志上的140万条参考文献，建立引用索引，进行编目，最终结果共得五卷，其中遗传学文献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

1963年，遗传学引用索引数据库顺利结项，加菲尔德原本期望国家科学基金能进一步提供资助，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 但后继申请计划被拒。

加菲尔德决定独立承担出版事宜，并将其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学界现今所熟知的SCI。

三板斧打造SCI权威地位

SCI收录一定范围数量的期刊——这通常也被称为“源刊（source journals）”，通过在源刊文本和源刊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citation index）”，可提供检索学者的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科领域，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

1964 年，ISI 首次出版1961年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

SCI 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信息产品，“赚钱”才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属性。

这种属性也是加菲尔德千方百计让它们位居高端，凌驾于学术之上的真正动力。为了让学界接受它作为评估研究成果的权威手段，加菲尔德不遗余力从三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从最能撩拨学界敏感神经的“诺奖” 入手，论证SCI可预测诺奖。

从1964 年至1983 年间，加菲尔德持续撰写了30余篇文章，力图证明SCI论文引用可以“预测” 诺奖。在1990 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加菲尔德对这些文章的讨论结果进行了归纳。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63 年的一篇文章中，加菲尔德就主动发出警告，利用论文引用次数评估科学家和科学成果可能存在风险，理由是“论文的影响和论文的重要性及意义是两码事”。

但是，加菲尔德在随后持续打造SCI“产品形象”的过程中，却似乎完全忘记了当初发出的警告。

第二，打造各类“排名榜单”，建立SCI的学术话语权。

他利用SCI数据库，通过设置不同筛选条件——不同学科、不同起止年限、不同排名人数等，不定期推出各类高被引论文、期刊、 学者书籍的排名榜单。

从1962 年至 1993 年的31年间，加菲尔德发布这类榜单总计超过100 份。

可以这样说，今天学界热衷关注的各种 “高引”论文、学者排名榜单，早期最积极的始作俑者就是加菲尔德。

把发布各类排名榜单作为争夺学术评价话语 权的有效路径之一，如今几乎已成各大商业出版公司的共识。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发布“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在国内学界广受关注，本质上追逐的也是同样的目标。

第三，利用SCI来衡量各国的整体学术水平。

SCI 发起的早期阶段，加菲尔德就强力向各国学界灌输一个结论，SCI可用来评判各国学术建设成果之成效和影响。

1970年代，他撰写了大量这类文章，对俄罗斯、日本、东欧、法国等国的学术成果在国际影响力进行评判。通行的评判规则就是，SCI收录的期刊越多，期刊文章被引次数越多，说明该国国际学术影响越大，反之则说明该国学术影响“衰落”或无足轻重。

加菲尔德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SCI最终“一统天下”：一个国家的学术影响，不由本国科学家说了算，也不由本国科研管理部门说了算，而是由美国一家专门做图书情报生意的公司说了算。

与Science、Nature共谋，戏耍全球

1975年， 专门发布期刊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 习惯简称JCR），首次以SCI附卷的形式出版。 

1979年，它被独立推向市场，此后逐年发布至今。影响因子本质属于SCI的衍生产品，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 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该数据现今已成为学界评判期刊影响力的权威指标。

影响因子现今通行的计算公式——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绝大多数媒体和学者的通俗论述中都未能正确表述这个公式——的正确表述是：

期刊X在前两年发表的全部源刊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数，除以期刊X在前两年发表的引用项文章总数量，即为期刊X当年度影响因子的得数。

影响因子之所以能在当今学界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加利菲尔德在其早期发起阶段，有策略、有技巧地与《自然》 （Nature）、《科学》（Science）这类大牌期刊展开合作及心照不宣的共谋，有着极大的关系。

最明显莫过于，利菲尔德主动为一些大牌“两栖”科学杂志改变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影响因子算式规则从提出至今，历经多次更改。

1955年，加菲尔德最初将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当成“影响因子”。

1963年，加菲尔德又把“影响因子”定义重新修正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数”。

1972年，加菲尔德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以1967、1968 和1969 三年的SCI数据为基础，计算1969 年度的期刊“影响因子”，他当时的做法是将《自然》、《科学》、《柳叶刀》、 《美国医学会杂志》这类刊物上的所有文本都计入算式分母，理由是：“全部计入”不失为较为便捷的处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这些期刊上的非学术文本也是潜在的被引用文本”。 这种做法显然对《自然》、《科学》之类的期刊非常不利，庞大的分母直接拉低它们的影响因子， 排名结果全都落到40之后。

1975 年，针对上述情况，在首次作为SCI 附卷发布的JCR报告中，加菲尔德对规则再次进行调整，规定分母项只包括三类“学术文本”：原创研究论文（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s）、评论文章（review articles）和技术报告（technical notes）。

“非学术文本” 不再计入的理由是，它们“很难获得引用”。分母数量大幅减小对《自然》、《科学》这类期刊的影响因子结果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加菲尔德只委婉地承认“部分归结于这个原因”，但相较1969 年，它们的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国医学会杂志》惊人地提升了100 位。

1995年，在该年度的JCR 报告中，影响因子分母规则又一次被调整，范围进一步缩小，“技术报告”被剔除，只保留“原创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两项——这一做法基本保持到今天。毫无疑问，对《自然》和《科学》这类“两栖刊物” 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改变，分母项范围进 一步缩少，意味着影响因子算式结果又有了增长的空间。

与之相对应，《自然》和《科学》也愿意“投桃报李”，它们提供版面作为发布平台，为影响因子积极营造声势。

加菲尔德对影响因子的规则有重要改变的文章都发表在此两刊上：1955 年，影响因子首次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出现在《科学》上； 1972 年，《科学》刊登了1969 年度期刊“影响因子” 报告；1976年，《自然》摘载了JCR报告的减缩版—— 考虑到JCR 在1975 年才首次出版，这几乎等同于这两份大牌期刊在帮助它进行市场预热和产品推广了。

把情报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大富翁

《科学》杂志1978 年的一篇文章称他为 “把信息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大富翁”，可谓十分贴切。

对加菲尔德而言，1964 年投产SCI 完全是背水一战的商业冒险。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他把公司20%股权以50万美元价格卖给华尔街风投。SCI当年的市场发售价格为700美元，老年加菲尔德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它的第一份订单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图书馆，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份订单——它来自红色中国。

事实证明，加菲尔德对SCI的产品决策堪称“高风险高收益”。SCI 从1964 年推向市场到1971年短短七年时间，ISI 的利润平均每年以27.5%增长，随后又开发了十余款新品，公司业务迅速拓展到全球近十个国家。

1988年，加菲尔德把ISI超过50%的股权卖给 JPT 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 年4 月，汤森路透以2.1 亿美元价格收购JPT出版公司。据汤 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ISI， “ISI 在全球拥有30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1500 万美元”。

2016 年7 月份，汤森路透又将SCI和影响因子在内的主要业务以35.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Onex公司（Onex Corporation）和霸菱亚洲投资基金 （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全球独立运营的新公司正式命名为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这是它第三次被转卖。

SCI 和影响因子被各国学界奉为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用于衡量 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乃至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

它们在学界发挥的威力甚至让加菲尔德都倍感讶异，在2000年的一篇大会报告中， 他表示影响因子发挥的功能和引起的麻烦，像“核能”一样让人“喜忧掺半”，引发的争议是他先前始料未及的。

人们起初希望通过引入SCI这样的学术评价指标来评判学者的学术成果，但随着学术管理部门把这类指标与学者职位“任命和擢升”直接挂钩，最终导致“本末倒置”，SCI（以及后来的期刊影响因子）从评判手段变成学者极力追求的目标。

2016年全球共计收录SCI 期刊8856 份，其中中国只占188 份，但SCI论文数量已超过30万篇，仅次于美国，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论文都发到国外的SCI 期刊上。

学者写出论文却不愿发表自己国家的期刊上，国内科学期刊扩大影响提升竞争力又从何说起？

手段和目标完全背道而驰，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