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苏联科普科幻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20世纪50年代前期，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联系密切，文化交流也日益加深。在此时期，大批苏联科学文艺作品被引进我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伊林为代表的通俗科学文艺作品和以别利亚耶夫为代表的科学幻想作品。

我之所以将伊林的科学文艺作品称为“通俗科学文艺作品”，原因是当时中国科普界普遍认为，只有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诗、科学相声等带有鲜明文学色彩的作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文艺作品，而一般散文、小品文一类的科普作品还算不上科学文艺作品。但是，伊林的科普作品被引进中国后，他用趣味的、充满感情和诗意的文字来讲述科学的通俗作品，立即引起中国科普前辈及作者的关注，从而催生了一批中国本土优秀科普作品的诞生。

与此同时，苏联大批科学幻想作品也在国内得以翻译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当是苏联卓越科幻作家别利亚耶夫创作的系列科幻小说。20世纪50年代，我国文化相对封闭，虽然也有零星的西方科幻小说在我国出版，但因其有特殊背景，如法国儒勒·凡尔纳和英国威尔斯的作品。凡尔纳的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鲁迅率先从日文转译了他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鲁迅甚至将《地底旅行》改编成了中国化的章回体小说。威尔斯是英国自狄更斯以来，最具世界声誉的平民作家，他的作品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批判态度。周恩来总理在巴黎留学时就亲自翻译过威尔斯的作品中有关中国的报道，还做了评述（发表于当时的天津《益世报》）。威尔斯的代表作《时间旅行记》和《隐身人》等，被评论家认为“超越了凡尔纳”。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等也曾将威尔斯的《两年间的假期》改编成章回小说《十五小豪杰》（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

《苏联大百科全书》有“科学幻想作品”词条：“科学幻想作品是文艺作品的一种体裁，它以生动的、引人入胜的手法描绘科学技术进步的愿景和人类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了解。”书中指出科学幻想作品的鼻祖是16世纪的哲学家培根，其代表作为《新大西洲》。还提到法国凡尔纳，以及英国柯南·道尔（代表作为1912年出版的《失去的世界》）和威尔斯。至于苏联，则提到阿·托尔斯泰的《阿爱里塔》（又名《火星的没落》）和《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当然还有别利亚耶夫的作品。

在当时中苏关系密切的形势下，不仅许多出版社争相出版苏联通俗科学文艺读物和科学幻想读物，而且还能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得到有关的评论文章和论文。那时，首先得到这些文章的是科学普及出版社。负责这类作品的责任编辑是老编辑兼科普作家郭以实。他热切地想将这些文章收集出版，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同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余士雄。余士雄是我的哥哥，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批俄语专业毕业生。当他看到这些文章后，由于其中大量科技内容不熟悉，又找到我。我当时正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正好学习的第一外语是俄文，这样我们就合作译了出来。最后在科普出版社出版了《技术的最新成就与苏联科学幻想读物》和《科学与文学》两本书，这是当时有关苏联通俗科学文艺作品和科学幻想作品的评论难得的专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科普创作开始走入正轨，科普作家需要理论指导，因此，这两本书曾经是许多科普创作会议的参考资料。今天，我国科普创作出现新的繁荣局面，加上我国与俄罗斯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出版机构又在重版苏联那些有价值的作品。所以，回顾一下苏联这类作品的出版、传播情况及其对我国科普创作的影响就十分必要。现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做一汇报。

苏联通俗科普作品大体有两大类：一类是以伊林著作为代表的一般性科学文艺作品；另一类是以别莱利曼著作为代表的趣味知识读物。

伊林被称为苏联科学文艺的创始人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曾就苏联作品在国内外出版数进行统计，结果出人意料，出版数最多的不是文学名著，而是伊林的科学文艺作品，其国内印刷版本总数为269种，国外印刷版本总数为200种，总印数达5亿册。伊林的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介绍到了我国。1931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就出版了他的《五年计划的故事》。我国文化界前辈胡愈之、董纯才都先后译过伊林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曾征得伊林本人的同意，出版《伊林选集》，伊林还为这套书写了序言——“从莫斯科到中国”。

我们在翻译伊林作品评论集《科学与文学》的同时，曾专门收集了伊林作品在中国出版的书目，其中有：

《伟大计划的故事》（或译作《五年计划的故事》），分别有新生命书局1931年出版的董纯才译本、开明书店1937年和1949年版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37年、1951年、1954年、1957年版本。

《山和人》（或译作《人和山》《人类征服自然》），分别有开明书店1936年、1951年出版的董纯才译本、1941年东北书店版本、1949年山东新华书店版本、1949年新中国书局版本、1950年三联书店版本、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

《十万个为什么》（或译作《室内旅行记》），有1934年良友图书公司和开明书店版本、1938年冀中新华书店和东北书店版本、1950年和1952年开明书店版本、1938年、1955年和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不夜天》（或译作《桌子上的太阳》《灯的故事》），有1937年开明书店版本、1948年东北书店版本、1949年中原新华书店版本、1955年和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

《黑白》（或译作《白纸黑字》《书的故事》），有1933年良友图书公司董纯才译本、1936年开明书店版本和中华书局张允和译本、1937年生活书局胡愈之译本、1946年新少年书局版本、1949年东北书局版本、1950年三联书店版本、1955年和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

《几点钟》（或译作《时钟的故事》），有1932年新生命书局版本、1933年正午书局版本、1936年开明书店版本、1945年新华书店版本、1953年、1955年和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

《汽车怎样跑路》（内含《人造眼睛》），有1946年开明书店版本。

《原子世界旅行记》有1948年光华书店版本、1951年开明书店版本、1960年香港今代图书公司版本、1955年和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

《自动工厂》，有1950年开明书店版本、1953年、1954年和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

《行星的改造》（包括《人和自然》《征服大自然》《地球和人》），有1950年商务印书馆和时代出版社版本、1951年三联书店版本、1952年开明书店版本、1953年作家书屋版本、1952年、1953年和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

《机器的故事》，有1951年开明书店版本。

《在你周围的事物》（包括《魔术果园》等章节的单行本），有1951年启明书店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版本、195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版本、1954年和198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

《人怎样变成巨人》（或译作《从猿到人》），有1946年读者出版社版本、1948年华东新华书店版本、1949年读者生活社版本、1950年三联书店和开明书店版本、1953年和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

伊林的著作几乎包罗了自然科学的各种知识，但概括而言，可分为身边物件的知识、自然知识、新技术知识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都充满正能量，表现在对生活的关心和对祖国的热爱上，这对当时的苏联和中国来说，都特别需要，怪不得这么多出版机构争相出版。

伊林的作品影响了我国几代科普工作者，从科普前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涌现的青年作者。

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在1953年第12期《文艺报》上发文说，他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是“为伊林作品所鼓舞而走上科普道路，而且为此开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著名教育家董纯才不仅亲自翻译了伊林的作品，而且指出，他就是读了伊林的《人与山》等作品后，才产生了去延安的念头的。出版家、少儿科普作家王国忠在他写的《论儿童科学文艺》（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一书中，用实例分析了伊林作品的特点。他举例说，比如讲森林，伊林巧妙地用一个林务官的故事来讲生态的重要性。好心的林务官把森林里的枯叶、杂草清除了，后来树木都枯死了，原来是森林的生态被破坏了。

在1980年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论科学文艺》一书中，许多作家都提到了伊林的作品。著名编辑家、科普作家顾均正分析了世界三位名家的作品，认为“伊林掌握着许多具体的科学史的材料，法布尔掌握着许多亲身观察所得的直接材料，别莱利曼掌握着各种日常生活中和文艺作品中的有关材料。没有这些材料，即使有生花之笔，也是无法写生动的”。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也在该书中撰文说，“凡是把儿童科学读物写得准确、鲜明、形象、生动的作家，如伊林、高士其，都是最善于运用比喻的人。”有些枯燥的作品，叶永烈认为如伊林所说的，“就像是磨光了齿的齿轮，它们什么也不能咬住，什么也不能带动”。

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在《科学文艺杂谈》一文中指出，“高尔基号召科学家走到文学领域中去，而把高尔基的理论从创作实践上加以解决的是伊林”。他的作品“从30年代到50年代，陆续介绍到中国，在知识界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高士其在《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一书中，更明确地表示，“伊林的作品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思想活泼、段落简短，我决心向伊林学习”。

在我们编译的《科学与文学》一书中，收集了伊林有关科学文艺的论著10篇，还有高尔基对伊林作品的评述。这些论述对今天我国的科普创作应该还会有启示。

在这里，要特别讲一讲《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听到这个书名，想必许多人都想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同名丛书。这套书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至今热销不衰。其实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一书早在1934年就被引进到了我国。也许“英雄所见略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也有了这个书名的灵感。追究伊林这本书书名的来源，是引自一位叫吉卜林的诗人的诗句：“五千个哪里，七千个怎样，十万个为什么。”这种夸张的手法，也是古就有之。我国“白发三千丈”“银河（瀑布）落九天”的说法，都是用了这种手法。不过，伊林的“为什么”仅限于屋内，从水龙头、炉灶到衣柜等物件，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名丛书则是扩展为一大套，从天、地、生、数、理、化到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从伊林的小小居室扩展到广阔的科学世界。

下面来讲别莱利曼一系列冠以“趣味”的科普书。别莱利曼17岁就开始科普创作。他毕业于林学院，毕生从事科普写作。到1942年去世，共写了105种书，发行2000多万册。为了表彰他对科普创作的贡献，月球的一座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是一位科普作家得到的空前荣誉。

别莱利曼的作品，出版最早、最多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其中包括：《趣味代数学》《趣味几何学》《趣味力学》《趣味物理学》《趣味物理学续编》等。

看到这些书名，有些人会以为这是我国类似的某些课外辅导书吧。不，完全不是。它们虽然也有课本上的那些章节，比如物理课本中的力学、热学、光学、声学、磁和电等，但它们不像国内某些辅导书那样，充满公式、定理和解题等枯燥的内容。正如上文顾均正分析的，“别莱利曼掌握着各种日常生活中和文艺作品中的有关材料”，把课本中的知识讲得妙趣横生。

比如讲力学，他涉及《堂吉诃德》的木马；讲物理，他涉及哥伦布的鸡蛋；讲几何，他涉及《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等。读者读着这些内容，仿佛在听故事，然而又在故事中，不经意学到了课本知识。

这里我来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我在《趣味物理学续编》一书中，看到“热的现象”一章中有“饮水小鸭”一节。文中说，“有一种中国的儿童玩具，谁见了都觉得奇怪。它的名字叫‘饮水小鸭’。”这只中国玩具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巧的是，我看到日本一本科普书也提到了这个中国玩具。那本书中还说，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见过这种玩具，而且惊呼“中国的永动机出现了！”我后来担任《我们爱科学》杂志主编和北京玩具协会益智玩具委员会主任，我决心去寻找这种早已失传的中国玩具。我从玩具老艺人口中得知，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橱窗里，曾经陈列过这种玩具。200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世界各国都在纪念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我建议在中国科技馆做一个“中国古典物理玩具展”，得到了科技馆同意。为此，我在媒体上发出了寻找“中国饮水鸭（鸟）”的消息。很快，消息得到了回应。我终于在华北电力大学找到了这个玩具，而且在沈阳找到了这个古老玩具的传人。这个玩具在中国科技馆展出后，引起了轰动。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做了专题报道。

由于别莱利曼的作品大都讲的是基础知识，所以没有过时一说。再说，这些作品已得到世界公认，成了经典之作。为此，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18年重版了这套书，而且增加了《趣味谜题》和《趣味七巧板》等新册。想不到的是，同时又有多家出版社对别莱利曼的这些书情有独钟，纷纷争着出新版。据我初步统计，有江西教育出版社、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武汉出版社、中国妇女儿童出版社等。可见，别莱利曼的作品有着广泛的读者和很强的生命力。

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幻想小说像潮水般被引进我国，据我初步调查，有上百种之多。其幻想涉及的科学门类几乎应有尽有。

苏联科学巨匠和文学大师都写过科幻小说。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写的《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最早的中译本为1952年泥土社出版）和卓越地质学家奥布鲁切夫写的《萨尼科夫发现地》，这两本书被视为苏联科幻经典。特别要提到的是，连“苏联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都写过《在月球上》这样的科幻作品（以上三书都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译本）。

当然，苏联最多产和最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作家还是别利亚耶夫，他一生写过50多部科幻小说。他在大学时代就在报纸上发表科幻小说。后来，他的作品陆续在《环球》杂志上连载。据苏联老一代人回忆，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等待新一期杂志的到来，争先看到小说的新内容。

令别利亚耶夫一举成名的科幻小说，还是他于1926年在《全世界追踪者》杂志上发表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接着又有《水陆两栖人》《神奇的眼睛》（以上三书分别由科普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过），以及《康爱齐星》《星球上来的人》（以上两书皆由潮锋出版社1955年出版），还有1981年地质出版社出版的《飞人阿里埃利》《发光的人》《找到面目的人》《沉船岛》《世界主宰》等，另有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个阿特浪基人》等。此外，许多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中、短篇科幻小说合集。这些只是我收集的部分书单，并不是别利亚耶夫作品的全部。

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引进中国的苏联科幻小说不止以上名家的作品，还有许多别的作家的作品。比如还有涅姆左夫的《金窖》（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古莱维奇的《征服火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等。

如何评价苏联科幻小说的特征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有过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论。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类问题，连在当时的苏联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见余士雄等翻译的《技术的最新成就与苏联科学幻想读物》一书）。苏联科幻评论家波尔塔夫斯基在书中说，“人们正在争论科学幻想小说的性质、规律、目的以及科学与臆造之间的界限和相互关系。”比如别利亚耶夫就在书中说，科学幻想小说“应该普及科学知识，引起读者、特别是青年，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兴趣”。但《苏联大百科全书》又说“科学幻想作品是文艺作品的一种体裁”。

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科幻界对科幻小说有过一些争论，导致科幻创作起起伏伏。比如，有过“科幻小说要不要承担科普功能”“科幻小说是姓‘科’还是姓‘文’”等论争。

在这里不去评价这些争论的是非，我只想谈谈苏联科幻小说在当时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因为争论的本身就是关心科幻的表现。

第一，它的确起到了科普的作用。不论以上所述苏联科幻作品，还是当时少见的西方科幻作品，其内容无不涉及某门自然科学学科知识。从以上列举的小说看，不论它们偏“科”还是偏“文”，都有某门自然科学的题材，如“器官移植”“宇航”“地理发现”等。我国早期的科学幻想小说作者大都是某方面的学科专家。大多数科幻作家都在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的旗下，也是一个事实。科幻新人杨鹏在他编的科幻小说集《割掉鼻子的大象》（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一书的《世纪回眸》一文中说，“这一时期的科学幻想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苏联科幻小说及其理论的影响发展起来，十分强调科幻小说的‘科普性’，一些人甚至将科幻小说同科普等同起来，这是十分偏狭的”。这话也对，但现在不是已有改变，现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不是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团体会员”了嘛！

第二，它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批中国本土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和作品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一批科幻作家是苏联科幻作品的见证者，我认为，在大批苏联科幻作品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气氛下，这些中国新一代科幻的拓荒者的出现是自然的，也是可贵的。

我这里收集了20世纪50年代左右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科幻书单：1956—1958年，于止（叶至善）写的《到人造月亮去》《失踪的哥哥》；1956年迟叔昌、王汶写的《3号游泳选手的秘密》《割掉鼻子的大象》；1958年郭以实写的《科学世界旅行记》；1958年赵世洲写的《活孙悟空》；1957年杨子江写的《火星探险记》；1958年一帜、小航写的《新臂》等。

其后，就有一批后来被人们称为“天王级”的科幻大家出现了。这其中有郑文光（代表作《飞向人马座》）、童恩正（代表作《古峡迷雾》）、叶永烈（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和肖建亨（代表作《布克的奇遇》），其他还有一大批，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一批老科幻作家的作品无疑为当今科幻小说的新繁荣局面打下了基础。

第三，它为中国打开了一扇开启新型科学幻想文艺或科学幻想文学的大门，在中国促生了一批青年“科幻迷”和科幻后备军，为中国科幻园地的美好未来创造了条件。不可否认，中国科幻大门的开启是从苏联科幻作品引入国门开始的。

我这里仅举一个例子。科幻后起之秀吴岩在其写的《科幻应该这样读》（接力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讲到，他从11岁时（1973年）开始接触到科幻小说，从此发狂地到各处去寻找这些读物。1979年，他还是个中学生，就在《少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科幻小说《冰山奇遇》。1980年，中国第一次科幻创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他作为年纪最小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为此，《北京晚报》竟在头版发表了他动身参会的信息，因而引起轰动。当时，我在《我们爱科学》杂志社任科幻编辑，同样也是个科幻“粉丝”。有一天，吴岩找到我说，我们来合办一个“科幻图书馆”吧。我当时脑子一热，同意了。结果到有关上级去请示，“不行”。是呀，这个想法太超前了，别说在中国，至今在全世界还没有听说过有一个“科幻图书馆”呀，更别说我们当时要办的还是私人科幻图书馆。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科幻图书馆没办成，但是吴岩追求科幻之路的步伐并没有停息。不久，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又成了该校的教授，他还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了“科幻”课。现在，他又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在南方科技大学开设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成了当今科幻界的领军人物了。

中国科幻作品从苏联20世纪50年代被大量引进中国，到当今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已有长足发展，以刘慈欣《三体》为标志的优秀科幻作品首登世界科幻舞台，象征着中国科幻的美好未来。我想，经过更进一步努力，中国科幻的“强国梦”总会实现的。

作者简介

余俊雄，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曾任《我们爱科学》杂志主编、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少儿科普创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

本文转载自《科普创作》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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