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和他的中央大学岁月

 吴有训

吴有训认为：“学校应该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一所理想的大学，应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否则就应该关掉。”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日本侵略者的失败告终，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欢腾的海洋中。此时，暂居于祖国西南一隅的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重要时刻。一方面，学校将重新迁回抗战前的所在地南京，另一方面，一位新校长将执掌学校未来的发展，这位校长便是后世备受南京大学师生敬仰的吴有训。

中央大学的前身为创办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该校先后更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合并江苏境内专科以上的公立学校，组建成一所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国立大学，并于次年定名为中央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接到内迁指令，举校迁至重庆，直至抗战胜利。

就在此时，吴有训履任中央大学校长。

“不愿做校长”的校长

吴有训字正之，江西高安人。1916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1920年毕业，1921年考取江西官费留美。

1926年，吴有训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并在当年秋天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任教于中央大学。1928年，他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上世纪30年代初，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X射线研究室，从事气体对射线散射之计算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广泛重视。吴有训本人也成为我国近代物理实验的先驱。

抗战胜利后，吴有训只身一人从昆明来到重庆沙坪坝，以科学家身份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据其家人回忆，对此任命，吴有训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深知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教育工作的“门面”，无论是外部对中央大学的控制，还是学校内部派系的矛盾都相当复杂。对于国民党官场腐败深恶痛绝的吴有训极不愿卷入矛盾中去；但中央大学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吴有训的母校，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希望抗战结束后，自己的理想——“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能在母校实现。

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吴有训接受了这项任命。作为科学家，他的想法比较单纯——自己不是来做官，而是来办教育、搞科学的。于是，他为自己立下了“办教育而决不沉浮官场”“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苟同”的原则。长校两年多时间，吴有训始终履行“决不苟同”的原则，曾向当局递交过14次辞呈，成为当时很有名的“不愿做校长”的校长。

上任伊始，吴有训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繁重的复员工作。他必须同时做好南京方面校舍的接收、修复、使用安排、设备添置，以及重庆方面的搬迁准备等。为此，他两次亲赴南京办理有关事宜。由于他的精心擘画，千头万绪的搬迁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1946年秋，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连同图书仪器设备顺利完成复员，返回南京。

担任校长期间，吴有训以清廉处世、淡泊名利的品德和正直的人格，博得中央大学绝大多数师生的理解和支持。当时，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不但有地位，而且配有花园式洋房、小汽车、厨师及全套勤杂服务人员，但吴有训夫妇始终不肯接受这些待遇。将花园洋房分给几位教授居住，自己一家7口挤住在中央研究院两间宿舍里，两家人合用一个8平方米小客厅。

平日里，吴有训是布衣长衫，到学校、进教室都是步行，很少动用公家小汽车，对官场的应酬大多谢绝，以至于有一次被传达人员阻在教育部的大门外，解围后，传达人员唯唯而退，口中还念念有词：“别的校长西装革履，这位校长蓝布大褂；别的校长小卧车来，这位校长走路来，不知！不知！有罪！有罪！”

吴有训厌恶、鄙视官场上的庸俗恶习，始终保持着“一介书生，两袖清风”的清苦生活。有一回，一位手持行政院长孙科亲笔函的说情者找他办事，吴有训毫不客气请他转告孙科“学校不是官场”。1946年冬，吴有训夫妇回江西老家安葬父亲，蒋介石曾派人送来一笔钱，被他谢绝，去江西的费用完全是自己预支的薪金。他的孩子因家中住房紧张，都是住读在中央大学附中。他要求孩子勤奋读书，正派做人，生活、学习都与广大学生一样，在校三年，少有人知道他们是校长的子女。

吴有训的人格、学问赢得师生的衷心爱戴。当他准备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之机，辞去校长职位的消息传出后，校园掀起阵阵挽留的浪潮。

在一次欢送会上，学生代表递交了一封有4000名学生签名的赠别信，信中赞扬吴有训“呕尽心血，擘画经营”，对吴有训表示“无上之崇敬”，恳请他“早日返校主持校政，此不独全体同学之切望，抑亦我校急需师座之领导” 。

曾被吴有训聘为教务长，后为南京大学副校长的高济宇说：“吴校长的学问、人品均属上乘，中央大学真正得到师生拥护的校长，恐怕只有吴有训先生一人。”

教学不脱离科学前沿

吴有训是抱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来到母校的，他深知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有一个与之共同奋斗的群体，有一所高水平的学校，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在国家学术独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办学中，吴有训反对知识界难免的“门户之见”，始终把聘请学术造诣高的教师作为首要任务。复员初期，教师流失较为严重，吴有训凭借自己在科技、文教界的声望，积极组织延聘。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中央大学请到一批知名学者，如我国原子能研究开拓者之一的赵忠尧、地质学家黄汲清、教育学家陈鹤琴、翻译学家罗大纲、史学家罗尔纲等，这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充实教学第一线，为中央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更上一个台阶创造了条件。

吴有训主张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学不脱离科学前沿，这就要求大学教师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在这方面，他本人就是一个范例。

比如，在讲授《近代物理学》课时，他就将当时物理学界的最新科研进展——X射线学引入课堂，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讲授，使教学有了更丰富、更新颖的内容，也让学生了解到物理学研究前沿，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时，吴有训还大力倡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加强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观点。作为我国早一代实验物理学家，他曾做过许多重要的物理实验，对于实验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对那些不注重实验的“科学”，吴有训斥之为“妄谈科学”或“空谈科学”。他常要求学生：“实验物理的学习要从使用螺丝刀开始！”

复员后，中央大学的科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在吴有训的主持下，物理系新建了原子核研究室，并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在九华山建立中国最早的原子能研究基地，为后来我国原子能研究积累宝贵的经验和人才。

在加强教学、科研的同时，吴有训十分重视对外交流。他深知，交流必须建立在增强自己科学研究实力的基础上。为此，他积极支持教授出国进修、考察，同时促成国外专家教授来华访问讲学。这些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引起同行们的注目，为活跃学校的学术气氛和扩大学校的声誉产生极好的推动作用。

学校应是教授与学生的

吴有训认为：“学校应该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一所理想的大学，应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否则就应该关掉。”作为一校之长，应尽力将尊重和发挥师生在学校中的主体作用放在首位，他不搞过去“学府皇帝”“听差制度”的官僚作风，取消了学校原来规定的每周“精神训话”等烦琐形式，要求着力于教学、科研，营造更浓的学术气氛，并提出中央大学应在安定中求得进步。

吴有训极为尊重和爱护师生，他家中坐客常满，每天都有教师或同学去拜访，一改过去见校长难，预约也难见的隔离疏远之感。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全国人民渴望出现一个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了反对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推进政协会议，中央大学发起并组织了“一·二五”万人大游行，这也是抗战以来，陪都重庆发生的规模空前的一次群众性运动。游行前夜，学校得到当局可能对游行队伍镇压的消息，吴有训担心昆明“一二·一”惨案在重庆再现，为保护师生的安全，第二天一早，他赶到上清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门前，要亲自率领游行队伍向政协会场进发，同学们看见吴校长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军警无可奈何，谁也难以动手。

事后，有人向吴有训转告了当局对他的责备和不满，吴有训却愤愤地说：“这事我做了，我该做！”随即提出辞呈。

1947年5月20日，中央大学师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随后，南京警备司令部发布中央大学戒严令，向学校交出一张学生名单，训导长刘庆云在吴有训的支持下，代表校方断然拒绝，保护了40名青年学生。但吴有训的精神仍极度苦闷，并强忍着种种压力一再表示：“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全力保护青年学生。”

吴有训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对政治斗争知之甚少，但他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绝不能让国民党的警察特务到学校随意抓人，更不能让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受到残害。

任职期间，吴有训曾向国民党当局递交过14次辞呈，他明确表示：“我做校长就得按我办教育的方针去做，不允许迫害学生，否则我就不做这个校长。”这种不买账的态度，使国民党当局十分头痛。

敢于同帮派势力抗争

复员回到南京，吴有训本想加大力度对校务进行一系列改革，侧重点当然是民主办学。他认为，只有让师生充分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学校才能营造更浓厚的学术气氛，并创出学术成果。

然而，国民党当局岂能容忍一位民主的校长？

是时，中央大学校内帮派势力互相勾结，校园成了“三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把持的天下，他们自诩为“少壮派”，压制非中央大学出身的教授，垄断学校经费分配，凌驾校长之上，广大师生义愤填膺。

对此，吴有训深感宿愿难偿，并以“三长专权，校长难为”为由提出辞呈，但教育部迟迟不予答复。恰值家中老父未及安葬，他便向教育部请假一月，拂袖去了江西，期满也续假不归。此时，校园里传出了吴有训辞职，教育部将派人来接任的消息，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反对，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前往江西慰留，欢迎“吴校长永长中大”。

在这期间，中央大学师生们联合起来反对“三长治校”。教育部也连忙派员赴江西催促吴有训返校，蒋介石甚至亲自电请“务望打消辞意，即速返京”。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下，吴有训返回学校。不可一世的“三长”只好辞职。吴有训重新建构领导班子，并提出了“在安定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求安定”的治校方针。新领导班子齐心协力，终于使学校内的反对势力渐有收敛，师生们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学习和工作。

“五二○”运动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遏制和镇压，吴有训忧心如焚，整天寝食不安，以致卧病不起，每天前去探望的学生络绎不绝。1947年11月，吴有训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文教组织委员会会议。会后，赴美国考察、讲学。临行前，他向教务长高济宇透露：“不拟返国履职了”。

因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吴有训与政府始终水火不容，不能苟同，这使他处境十分困难，加之长期的积郁和劳累，从美国返回南京后，吴有训心脏病复发，经一再恳请，于1948年8月获准辞职。后受聘于上海交通大学，任物理系教授。

内容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