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国内法制推动国际履约：追随者——重要参与者——积极贡献者的角色转变学术资讯

来源：甘肃省环境科学学会订阅号

全球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和减损的趋势，成为人类共同关切的事项。中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十二个国家之一，也受到了最为严峻的挑战和威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1992年签署并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至今，实行以内促外的履约策略，通过不断完善国内生物多样性法制的方式，提高中国履约能力，推动中国履约实现“追随者—重要参与者—积极贡献者”的角色演变。

追随者（1992-2002）：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成为我国参与国际机制、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身份元素。1992年，中国成为率先加入《公约》的国家之一。此时，国内相关法制建设尚处于追赶状态，以履行《公约》为目的而被动参与和配合，多部法律法规从一定程度上涉及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1994年《自然保护区条例》、1996年《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8年《森林法》（修订）、199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等法律法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重要参与者（2002-2012）：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飞速发展，中国面对更为强烈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承担国际环境责任，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许。其在法律层面所做出的调试和改变，展现出中国已经转变成正面主动的积极态度。这个时期生物多样性立法主要集中于生物安全和遗传资源两个领域。例如，于2006年实施的《畜牧法》是中国第一部明确提及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法律。这些专门立法使得各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法可依，为建立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奠定基础。

积极贡献者（2012-至今）：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生物多样性保护被提上更为重要日程，成为重要政治议题，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日趋完善。这一阶段，我国出台并且修订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50余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得到立法、司法确认。在生物安全、外来物种入侵、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就地保育等具体领域，正在制定《生物安全法》《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2019年《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发布，成为中国首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项地方性法规，具有开创性意义。

通过完善国内法制来推动《公约》的履行，既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和担当，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为各国履行《公约》提供了范式参考。

作者：秦天宝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博导

来源：gh_20bf5086aa10 甘肃省环境科学学会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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