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废物而不得的时代,谁在制造打工人?

科技工作者之家 2020-12-03

来源:中制智库


《巴比伦柏林》剧照,字幕已匿



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在中国名声大噪,多半是因为《邓小平时代》。不过他最早在圈内声名鹊起,其实是凭借对日本的研究。


1979年,傅高义把他对日本战后经济繁荣的思考汇集为《日本第一》一书,不仅在日本引发大规模讨论,更是大大冲击了美国人的自信。美国NBC电视台专门搞了一个76分钟的专题节目,标题酸味十足:If Japan Can, Why Can't We ?(如果日本都行,为啥我们不行?)


日本经济自朝鲜战争后迎来高速发展,一边是日本的家电、汽车远销欧美,普通人工资每年有10%~15%的增长,另外一边是日本高级管理人员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可谓货真价实的“共同富裕”。当时日本人有超过九成自认中产,“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应运而生。


但历史告诉我们:洋人的夸赞信不得,尤其对于东亚国家来说。


傅高义的书出版后,日本便在泡沫之路上远走越远。1989年12月,日经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后调头直下,随后泡沫崩溃房价腰斩,经济进入失去二十年。对此傅老师早有准备,在2000年出版了《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里面专门论证了自己当年的判断没问题,版税又赚到手软。


地铁站打盹的日本上班族,2017年


更多人的选择是彻底躺平,2016年的日剧《逃避可耻但有用》在中日韩同时大热,完美诠释了“奋斗不一定成功,不奋斗一定很爽”的人生哲理。


汉江奇迹:流水的总统,铁打的财阀


相比日本人嘴上过劳死实际在躺平,韩国人民一直以东亚地狱模式NO.1著称。在韩国,也有一个专门的词汇“Gwarosa”(과로사)来形容本国的内卷现状,韩国人年均工作时长一度达到3000小时,足以让当今国内的福报人汗颜。


2011年11月,韩国一位18岁考生捅死了自己的母亲,在房间藏尸8个月,举国哗然。后来的调查结果也让人唏嘘不已:在全国70万考生参加的模考中,该考生排名4000左右,他向母亲慌称自己排在62名。没想到母亲并不满意,并勒令他下次必须考第一名。由于担心母亲去学校核查成绩,考生痛下杀手。


在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三所顶级高校被称为SKY,踏入SKY,就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机会、人脉资源甚至是婚恋对象。与之对应,三星每年大约会吸引10万人来应招,但录取率只有5%。光是三星面试培训,在韩国就是门大生意。


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叫《韩国式资本主义》,但比书名更刺激的是副标题——韩国民众的呐喊:韩国经济发展与我们无关,究竟谁成为受益者?就差直接把“财阀”两个字怼在后面了。


纵观韩国经济史,会发现如今有如过街老鼠的财阀,其实是韩国走向汉江奇迹,跻身亚洲四小龙的重要功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财阀的最大特点,便是与青瓦台总统府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韩国国父李承晚与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父亲是故交,朴正熙与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私交甚笃,刚进监狱的李明博,上台前在现代集团工作了27年。1976年,朴正熙把连续亏损37年的韩国机械交给了金宇中的大宇集团,而金宇中的父亲恰好是朴正熙的恩师。


裙带关系成了汉江奇迹的底色,依靠政变上台的朴正熙长期勒令银行向财阀发放低息甚至负利率贷款,谁不听话谁坐牢。拿了贷款的财阀必须扩大生产,完成政府规定的出口任务,否则贷款就会减少。在这种模式下,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台出口创汇机器。


“无壳蜗牛”游行,1989年


1990年,出于日本经济崩盘、台币停止升值、海湾战争等外部原因,加之最大地下钱庄鸿源的倒闭,内忧外患下台湾股市倾泻而下,上演了一场8个月跌去1万点的行为艺术。但台湾经济却在1992年杀了个回马枪,人均GDP破一万美元,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真正改变台湾经济的,则是两次金融危机: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重仓亚洲的台湾全年贸易总额降幅达到8.9%,是过去40年里最严重的贸易衰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再度重击台湾,曾经辉煌无比的DRAM和面板两大“两兆”产业接连受挫。


随着大陆密集出台液晶面板行业扶持政策,并调动上千亿的资金押注京东方,台资面板厂如今已彻底沦为三流。而在DRAM领域,美韩的三星、海力士、镁光,合计占据市场近95%的份额,几乎已经没有台湾企业什么事了。金融危机后,经济的蛋糕非但没做大,反而还被切走了好几块。



比如韩国:



比如台湾地区:



战后百废待兴、经济高速增长时,全体民众享受了收入的上升、低廉的资产价格、日新月异的基建和节节高升的国际地位。而每一次的增速换挡,往往都意味着无可避免的资产泡沫、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和难以提振的生育率。在这种背景下,“打工人”横空出世。


一代人享受发展的红利,一代人承受换挡的阵痛。前一代人的汗水换来了奇迹与财富,后一代人的勤劳却没有同等的价值,这也许是“东亚模式”的一种宿命。


1994年,克鲁格曼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曾夸过中国,称“中国只要生产率水平达到西方的一部分,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他乐观的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82%。表面上看,中国的千禧一代(1985年~1995年出生的人)将充分受益


福利房、铁饭碗、包分配,是千禧一代依稀的记忆,而筒子楼、蜂窝煤、玉米面也只是父母饭桌上的谈资。2003年杨利伟在太空展示的中国国旗;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踏夜前行的礼花大脚印;2012年报道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超30%的新闻联播,这是千禧一代的集体回忆。


当他们走向社会,迎接他们的有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焕然一新的城市建设、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以及大量“即时满足”的互联网服务;但也有望而生畏的房价、全面蔓延的财富焦虑、资本家的有毒鸡汤、先富人群的凡尔赛式炫耀,以及996和福报的无奈戏谑。


所以所谓的“打工人”,不过是在收入增长难以匹配资产价格涨幅之下,工薪阶层的一种无力自嘲罢了。


尾声:想做废物而不得的时代


今年10月,人类学家项飙接受专访时谈及今年的热门词汇“内卷”,指出:“现在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你退出。”


项飙进一步解释道:“所谓内卷性,不仅仅是说竞争激烈不激烈的问题,而是说白竞争,明明知道最后的收获也没有什么,大家还是要竞争……如果你退出竞争的话,你有道德压力”,“因为整个社会的稳定,整个社会的所谓发达都是靠这种白热化的竞争维系起来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自然应该鼓励努力、勤奋、拼搏的品质。但一个包容的社会,是否也应当允许一个人选择平凡、平庸甚至看起来碌碌无为的一生?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2003年,西安长安区文科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摆摊猪肉,引起轩然大波。等到11年后陆步轩靠卖猪肉身价过亿了,才敢回到学校演讲,但面对学弟学妹们他还是像在批斗大会上做检讨:“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


15年后,陆步轩的北大学妹李雪琴回应网友:“念了北大,就不能当废物了吗?”这似乎让人看到了一丝“多元化”的希望。但坦白讲这种话听听就得了,不信你上网查查李雪琴的旗下公司,或者看看李雪琴的直播卖货,就知道这种话用东北话来形容就是:可拉倒吧。


鲁迅先生曾将中国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按照这种角度,以后年轻人应该会被分为“有资格做废物的人”和“想做废物而不得的人”。


对于后者,“打工人”就是我们的宿命,早点想清楚去搬砖,就能早点儿还得清这个月的花呗。


参考资料:

[1] 低欲望社会,大前研一

[2] 战后日本经济史,野口悠纪雄

[3] 下一个十年,消费崩盘的年代,松田久一

[4] 1964东京奥运会:留下传说的一次奥运会,新世纪周刊

[5] 欲望经济史,NHK

[6] Sexlessin Japan,BBC

[7] 三星职位成“香饽饽”韩国学生竞相赶考,路透社

[8] 从亚洲“四小龙”兴衰看中国转型方向,长江证券

[9] 韩国财阀经济对中国的启示(二),虎嗅

[10] Seoul1988: Real life in the land of miracles,Simon Winchester 

[11] 夏季奥运史话,樊渝杰

[12] 汉城奥运:国家的拐点展现经济成就和文明,凤凰网

[13] 韩国式资本主义,张夏成

[14] 韩美创业投资24:71,东亚日报

[15] 裙带资本主义,康灿雄  

[16] 台湾股疯:1986-1990,网易新闻

[17] 台湾年轻人被宠坏了,新华网

[18] 若老人搞创新,台湾就没希望,中时新闻网

[19] 台湾百万标语女得主:结婚也不敢生,联合早报

[20] 台湾经济发展通论,李非

[21] The East Asian Miracle :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orld Bank

[22]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Paul Krugman

[23] 克鲁格曼:五年内中国经济会遇上“大麻烦”,国际金融报

[24] 从躺赢的60后到负重的00后,中国人口红利已发生巨变,高利民

[25] 王石口述历史:听听朱镕基总理当年怎么谈房地产,封面

[26] Millennial Myths and Realities: Full Report, Ipsos MORI Thinks

[27] 2017四地华人青年翻转力大调查,远见杂志

[28] 郭台铭霸业,杨艾

[29] 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澎湃新闻



THE END


编辑: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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