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春晓：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创新和公益转型

来源：盘古智库

社会创新的意义，不在于社会创新的方案是不是够“新”够“奇”，而是看它与过去的方案相比，是不是可以用更少的资源投入去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老龄社会30人论坛成员、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梁春晓，文章来源于“南都观察”。

有文明以来，在90%的年代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极其缓慢，都不大需要思考未来，因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都不会有太大变化，下一代人将要面对的世界与上一代人所经历的世界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当人类处于另外10%的年代，情况则迥然不同，比如200多年前工业革命的年代和当今互联网革命的年代。

与工业革命一样，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引发的这场信息革命，不仅是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更是一场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范式大转型，工业时代的范式正在瓦解，互联网时代的范式正在涌现。

这就需要我们对未来有一个全新的思路，不能从今天规划明天，而要从后天规划明天。如果仅仅从今天规划明天，规划的目标、思路和思维方式都会受到今天的资源、人才、模式和流程的重重束缚，很难有所突破。反之，如果围绕新范式展开想象，远见迥异于今天的后天，基于后天规划明天，就可能有所颠覆和创新。此即“后天观”：为了抵达明天，必须远望后天，否则明天只是又一个今天。从今天到明天很难，从后天到明天较易。

知易行难。在范式大转型的时代，束缚我们远见后天的是一整套工业时代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基本假设，是无处不在的被工业时代格式化的感知和经验，是我们久已固化而不自觉的见识和思想。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常会以自己的见识和思想做成一口井，陷进去，局限自己的眼界，以井蛙之见看待世界，对待别人。井底之蛙不可怕——我们每个人无一例外都是井底之蛙，但我们应该做一只自觉的井底之蛙，努力不断地从井底往上跳，突破自己，拓展视野，展开想象，走向未来。

怎么走？指望所有的井底之蛙一齐往上跳并不现实。新生事物大多是边缘革命的产物，往往先有一个新的小的甚至微不足道的增量，然后增量逐渐崛起，推动和催化存量转型或者消解，最终完成整体转型。关键是“立”，而不是“破”。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也就在其中了。

互联网催生新的时代

以较长和较大的时空尺度看，影响和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技术和文化。人即人口素质、增长、规模和结构等，技术即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文化即文化的积淀、传承和演化。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主权和自由度，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果说全球化1.0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全球化2.0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全球化3.0的动力就是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遍及全球的人们都开始意识到个人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能力和力量。

与此同时，文化呈现出既差异又趋同、既交流又冲突的空前多元化、多样性和快速演化的特征。在经历了农业时代的前喻文化、工业时代的并喻文化之后，互联网时代的后喻文化正在显现。

而影响所有这一切的原动力、基础和根本因素是技术，从中期看，则是互联网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

1. 互联网时代的三大特征和动力

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互联网时代拥有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结构等三大特征和动力。

新基础设施即云网端，亦即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终端。今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之所依赖，除了土地、铁路、公路和机场这些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已经存在的基础设施之外，又加上了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终端这样的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几乎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是新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生产要素即数据。继人们熟知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之外，数据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和关键的生产要素。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必须对数据高度敏感、高度重视、充分运用。

新结构即大规模协作和共享。分工与共享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同时存在，如果说工业时代重在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则重在共享，而且是大规模协作、大规模共享。

淘宝网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其上有云计算，有互联网，有智能终端。消费者在淘宝购物80%以上通过手机完成，也即通过移动终端和移动互联网完成，这意味着人们的购物和消费与以前人们习以为常的在工业时代的商场、超市购物和消费完全不同，这是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基础设施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

在三大动力推动之下，涌现出很多与农业时代或工业时代范式很不一样的新范式。首先是平台化，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都在不同程度地向平台化方向演进。其次，出现了很多像“斜杠青年”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或“自由连接体”。此外，还有个性化、生态化、精准化等，特别是以新基础设施和数据为基础形成的精准化，比如“精准扶贫”。

2.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

信息技术推动信息化，进而推动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50人论坛在《信息社会共识》(2011年9月9日)中指出：“在这个新兴社会中，信息和知识可以通过世界上所有的网络存在、交流、共享和传播”。

“知识型经济、网络化社会、服务型政府、数字化生活是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以人为本、开放包容、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是信息社会的基本要求。

“信息社会是人类需求变化与信息革命发展相耦合的必然结果。工业社会后期，在生产极度扩张的同时，出现了环境破坏、生态恶化、资源紧张、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迫使人类转而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信息革命适应了这种需求，成为引领变革的世界性潮流。

“三类基本矛盾不可回避：一是经济增长内在冲动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二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三是传统生产关系不适应信息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体制机制、手段方法、思维惯性与信息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们希望，人人成为信息社会建设的实践者、受益者。……诚信、负责、合作、共赢成为信息社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守则。……一个“以人为本、开放包容、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信息社会的来临，能够促进智慧中国的崛起，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3. 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在互联网时代，从技术、经济到社会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大变革。微经济、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三位一体”的互联网经济形态正在形成。宏观经济体系正在从工业时代的“三次产业”和横向分工向互联网时代的“三层生态”和纵向共享转型。三次产业即基于横向分工划分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三层生态即基于纵向共享划分的基础设施、平台和自由连接体。社会结构正在从农业时代不自觉的有机性社会、工业时代自觉的机械性社会，向互联网时代自觉的复杂性社会转型。

社会问题和社会创新

当今世界社会问题数不胜数，有贫富悬殊问题，有权利、资源或机会不平等问题，有阶层固化和上升通道阻塞问题，有环境恶化问题，有数字鸿沟问题，有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问题，有文化单一和多样化消失问题，等等。

这些社会问题中，有的从农业时代存在至今，如残疾人、机会不均和贫富不均；有的主要是工业时代造成的，如环境恶化、文化单一、老龄化、城市病和乡村衰落；有的则是互联网时代的新问题，如数字鸿沟和电子污染。

在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几乎同步，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几乎同时存在，三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多且复杂，挑战尤其巨大。

1. 失衡与割裂

在诸多社会问题中，核心是失衡与割裂。

失衡。随着社会飞速发展，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领域之间失去平衡，有的发展比较快，有的发展比较慢。在互联网领域，技术创新往前走，商业创新也在往前走，但制度和文化往往跟不上，心理进步的速度则更慢，社会由于这些失衡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焦虑、混乱、矛盾和冲突。失衡的关键是“技术-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制度子系统”的失衡，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衡，以及政府、企业和社会三部门的社会失衡。

割裂。社会不同板块、不同阶层之间的割裂愈加突出，导致一些社会矛盾变得愈加尖锐。在农村，农民之间常常会在一个村子里交流，但城市里的小区很难有这样的交流。此外，城乡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沟通都存在严重的割裂问题。

2. 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自我中心。人人割裂，天人割裂，单方面追求个体或主体价值最大化。

理性至上。一味追求可控、机械、精准、量化、人为设计或顶层设计，排斥自主、有机、生态、模糊、复杂和进化。

单一价值。一切故事都成了经济故事，都以经济效率衡量、以经济方式运作，排斥其他价值或方式，或者相反。

规模经济。一味追求大规模、标准化、低成本，并将其遍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忽视范围经济、社群经济和网络效应。

马太效应。资源或能力较多者，往往获取更多的资源或能力；资源或能力较少者，往往只能得到更少的资源或能力。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3. 系统化社会创新

因场合不同，“社会创新”往往会有不同的含义，或指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社会活动或社会服务的创新，或指草根式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化创新，或指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创新。

这些界定都过于狭窄，我们所说的社会创新应该是面向社会整体、针对社会问题的整体的、全面的、广义的社会创新，而不是局部的、片面的、狭义的社会创新，应该涵盖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等各种主体。

社会创新是为社会问题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用创新的方式解决某个特定的社会问题。社会创新可以是一种产品、一项技术、一个设计、一种行动方法、一个商业模式，甚至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换个角度看，社会创新也可视为社会函数的创新，即各种社会要素和资源在一定环境下的创造性生成、配置、分工和共享，并产生新的可持续的社会价值。

社会创新的意义，不在于社会创新的方案是不是够“新”够“奇”，而是看它与过去的方案相比，是不是可以用更少的资源投入去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当今社会处于非线性发展时代，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针对新的时代特点，要有新的社会创新思路和系统创新意识，不能全然理性设计，也不能全然放任自流。对于持续性大规模的社会问题，必须系统性变革，改变观念、认知、习惯以及政策和立法等，以创新性解决方案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要寻求多方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主体，要有意识地共同参与、跨界合作。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改变过去那种撒胡椒面式的直接资助方式，转而围绕社会问题，资助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各类社会创新主体。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创新

由技术引发的创新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即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纵观中国互联网发展，如果说2000年以前的重点是技术创新，2000年以后的重点是商业创新——涌现出大量新的互联网公司和商业模式，那么近年来“互联网+”的兴起，则标志着互联网的影响开始经过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的阶段，进入社会创新的阶段，互联网对于社会创新的作用日益显现和重要，不仅是商业创新的动力，更是社会创新的动力。

1. 以技术进步应对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创新

回顾历史，许多社会创新都是技术进步与社会问题相遇的产物，一个时代的技术进步与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相遇，促成那个时代的社会创新。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幼儿园、社会保障等，都是一百多年前源于欧洲的社会创新，是当时的技术进步与当时的社会问题相遇的产物。如何充分运用今天和技术进步面对今天的社会问题，以推动今天的社会创新？

2. 互联网在社会创新中的作用

近年来，互联网正在展现对社会创新的强大推动力和创新能力。互联网对社会创新的推动主要体现在连接、传播、赋能、聚合和协同等五个方面。

连接：增强或重建被工业时代消减或摧毁的人的社会连接、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本。

传播：自媒体、群媒体、泛媒体。

赋能：增强个人、小微机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信息能力和交往半径，通过权力转移或重新分配，激活和提升其经济和社会自由度。

聚合：连接一切、海量参与，聚合微主体、微资源、微行动和微想法等。

协同：大规模、跨界和网状协同，众创、众包和众筹，网络化组织、社群和生态。

在社会主体、社会组织、社会生态、社会治理乃至社会文明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互联网推动社会创新的苗头、模式和成功案例，如公益平台、平台公益、微金融、电商扶贫、公益传播、众筹等。深圳市残友集团与淘宝网合作多年，通过残疾人做网上客服即云客服，实现残疾人有尊严地就业和生活，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应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3.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创新的特征和方向

在互联网推动下，社会创新将朝着平台共享、自组织、普惠、精准和跨界融合等五个方向发展。

平台共享。以横向分工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正在向以纵向共享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演进。在商业领域，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几乎全是平台型企业，银行、学校和政府等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平台化。这是大势。2016年底，一位很有情怀和行动力的公益人，发起一个网上募款活动以帮助另一位长期致力于保护红豆杉林的当地教师。这位教师为了保护家乡的红豆杉林借了6万元高利贷，两三年间利滚利变成了20来万。这位公益人通过网上募款仅用了半个多月就募集到20万元还清了全部高利贷。试想，如果这位教师当初急需6万元的时候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这么一个网络平台支撑，料不至于陷入如此境地。

自组织。平台释放、激活和支撑了数以万计、千万计、亿计的个人或小微组织，随时随地自由连接。近些年每逢大的灾难，就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通过互联网动员、连接和组织起来，通过多主体的自组织、大规模试验、交互和激活，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了群体智慧。

普惠。行善和公益也有成本，如果成本太高，就形成了较高的门槛，客观上屏蔽无数的小额公益和行善。互联网最突出的优势是降低交易成本，互联网推动下的社会创新大幅度降低了公益和行善的成本和门槛，无论是施者、受者还是公益和行善的范围都得到极大拓展，使人人公益、普惠公益成为可能。

精准。基于新基础设施和数据，公益慈善和社会创新正在从粗放向高效转变，在对象、资源和实施等方面都越来越精准化，如精准扶贫。

跨界融合。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正在走向跨界、融合，甚至无界。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社会创新不仅是公益界或社会组织的事，更是政府、企业和社会三界协同共进的事。在许多成功的公益创新里，都有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等不同领域、不同角色之间的广泛协作，而不再是政府、社会组织或企业的单打独斗，从“一马当先”到“三马共进”。

友成基金会王平指出：“未来的创新，一定是发端于对社会整体的关注，一定是极具包容性地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部门有机囊括其中的创新，三者间的界线会日趋模糊、消融。我大胆地猜想，‘无界’将会成为未来创新的新关键词。”

互联网催生新公益形态

过去十年是中国公益爆发的十年，未来十年中国公益将继续爆发。同样是爆发，过去十年与未来十年可能会很不一样，如果说过去十年是“裂变”式爆发，即通过裂变产生了大量十年前无法想象的公益组织和无法想象的变化；那么未来十年很可能是“聚变”式爆发，通过互联网及其平台化聚合和催生前所未有的新公益形态。

1. “新公益”形态

互联网推动下的“新公益”正在涌现，共同特征是平台化，即将各种资源连接和整合起来，释放社会创新的巨大能量。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新公益形态有：

互联网公益传播：即自媒体(个人)、群媒体(聚群、社群或社区)、泛媒体(互联网机构皆信息机构、皆媒体)。

互联网公益：网上捐赠、募款和众筹，网上传播、动员或共享，网上组织、协同或社群，网上社区服务等。

互联网社会企业：如小微金融、公益平台、慕课（MOOC）、创客运动，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公平贸易等。

此外，还有共享平台、微金融、网商联盟、电商园区、电商消贫和淘宝村等。

网上捐赠、募款或众筹是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创新和新公益形态的突出体现。以支付宝平台为例，到2016年底，支付宝爱心捐赠额超过6亿，捐赠次数超过1.5亿次，次均捐赠仅约4元。数据显示，70后、80后和90后是网络捐赠的主力军，其中70后和80后捐赠金额超过七成，更令人欣喜的是，90后捐赠人数超过一半。这些数据，令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据“公益筹款人联盟”的《中国网络捐赠第三方平台研究报告》，2014年，中国主流网络捐赠第三方平台年龄分布中，80、90后占多数（图片来源：CAFP）

2. 浮现中的“第四部门”

近年来涌现出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即“互联网+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形态和动力，开始催生“第四部门”，或称其为“第四类组织”。

第四部门或第四类组织的主要的特征，是以开放共享的平台连接和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这三个部门或三类组织，释放新能量，创造新价值，以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发展。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已经不少，比如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推动环境信息的公开和公众参与；古村之友通过互联网平台在短短两三年间聚合了数以万计的古村落保护志愿者，连接和整合了许多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资源；儿童友好社区也是一个平台，不断涌现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公益可能性，除了公益组织和政府，企业也被整合进去。

互联网与第三部门的结合正在催生新一代公益，其特点是平台共享、开放连接、跨界整合和基于云网端(即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随着新公益、第四部门或第四类组织的兴起，未来十年，在公益领域将看到基于平台共享的聚变式爆发。

3. 互联网时代的公益定位和边界

互联网及“互联网+”的发展使更多机构和个人协同起来参与社会创新成为可能。这正是社会创新的更大意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在公共参与式的社会治理机制下，通过跨界合作，用创新的方法系统性地解决诸多社会问题。

公益不应该是在政府和企业之外，为自己划一个小地盘，画地为牢，而是超越政府、企业和公民等，提供更高的社会价值，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促成更佳的社会平衡，达成更好的社会理想。

因此，只要符合上述原则，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商业，都可以也应该为公益所用，而不是排斥。不宜将公益与企业、市场或商业对立起来，在当下中国，以市场或商业促进公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许多公益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比如养老、垃圾分类、小额贷款和淘宝村等。在这方面，社会创新和公益转型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4. 互联网时代的公益转型

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是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大变革、大转型，也为我们带来了对技术、商业和社会的大想象。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既拓展了商业边界，也拓展了社会边界——社会主体、关系、结构、组织、模式、生态和文明等，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创新的边界和可能性，通过连接、参与和激活等创新性方式应对社会的失衡与割裂，应对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随着社会结构从工业时代的割裂、机械和简单向互联网时代的连接、有机和复杂转型，经济和社会体系也在从横向分工向纵向共享转型。在互联网时代，平台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存在，平台化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演化趋势，平台型组织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组织形态，社会创新、社会组织和公益也不例外。这是互联网时代公益转型的内在逻辑和必由之路。

重视应对因技术而生的社会问题

与所有技术一样，互联网带来的价值绝非完全正面，在充分发挥和运用互联网的正面价值的同时，如何避免或限制互联网带来的负面价值——如数字鸿沟、隐私保护和平台权力不对称，是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创新必须高度关注并尽快采取行动的重大社会问题。

面向未来，继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之后，一大波新兴技术群正在涌现并开始起作用，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基因技术、新能源等。这些新兴技术群也一定会经历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三个阶段，但速度会更快，利或弊、机会或挑战的强度也会更大。如何应对新兴技术对社会创新的影响，是我们必须及早准备的新课题。

淘宝村：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创新

二十年来，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和转型，在催生阿里巴巴和淘宝这样的电子商务大平台、富生态的同时，也培育和推动着越来越多的分散化、个性化的经济形态，淘宝村正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淘宝村是基于新基础设施和新田园，由新农民引发的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互联网时代的边缘革命。

与许多人的习惯性认知不一样，淘宝村是自然涌现、演进和形成的，而不是被人为“打造”或“顶层设计”出来的，也不是被阿里巴巴“开小灶”特殊关照出来的。阿里巴巴所做的只是建立淘宝、支付宝这样的电子商务平台，形成人人都能使用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然后在某些地方，冒出一个或几个特别有勇气、激情和创新力的创业者，在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上耕耘、播种，率先创业，继而在他们的示范、影响和带动下，逐人、逐户、逐村扩散和普及开去，形成越来越多的淘宝村。

2017年“双十一”前夕，山东郓城西代庄村，村里的大部分淘宝、天猫店主举办“备战天猫双11誓师大会”，全村人聚集村口扭秧歌、敲战鼓、喝摔碗酒誓师（图片来源：jiemian.com）

2009年，仅在义乌、苏北和河北发现三个淘宝村。2016年，淘宝村增加到1311个，预计2017年会超过2000个。一些较大的淘宝村，年网销额已经达到几亿乃至几十亿。此外，还出现了许多特色淘宝村，在网上销售具有浓郁乡村特色的传统产品。

为什么在乡村涌现出那么多淘宝村，而在城市却没有发现“淘宝小区”？差别在于乡村是“熟人社会”，有亲缘关系，有信用基础，一个好的创新会很快传播和普及开来。城市则不然，即使相邻多年，可能依然没有连接或交往，更谈不上信任和信用。同村传播和普及之外，由于乡村之间广为存在的亲缘关系，淘宝村通过人际关系逐渐扩散开去，形成了周边的淘宝村乃至淘宝村集群。与此同时，淘宝村电子商务服务快速崛起，有做人才培训的，有做快递和物流的，有做摄影和设计的，等等，催生出了日益丰富的本地化电子商务服务业和电子商务生态。

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生产自由，可以自由决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那么乡村电商和淘宝村的出现使农民进一步拥有了商业自由，可以自由决定与谁交易或不与谁交易，从而提升了农民的交易能力和议价能力，增加了经济收益，使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得到改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基础设施，后来时代的基础设施再叠加其上，就像地层或文化层一样，叠加的结果是基于基础设施的交易成本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支撑共享的能力越来越强。农业时代的基础设施主要为土地。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主要为铁路、公路、机场和现代城市，旨在支持大规模、低成本、标准化的工业经济。在规模化工业经济的冲击下，乡村开始衰落，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因为在工业时代城市拥有更高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能获取更高的收入。

到互联网时代，在工业基础设施之上又叠加了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等新的基础设施。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原先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人们，借助具有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新基础设施，回到乡村，回到互联网时代的“新田园”。事实正是如此。淘宝村促进了生产要素向乡村回流，恢复和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增强了农民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能力。淘宝村是商业创新，更是社会创新。随着淘宝村的发展和演化，在乡村社会建设及社区发展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变化、变革和转型，需要以新的视角、思维和范式加以认知、实践和促进，需要进一步从乡村社会创新的角度观察和推动淘宝村发展。

历史上所有伟大的革命都是从边缘地带发生的，淘宝村就是这样的边缘革命，不仅正在改变乡村，也必将反过来影响和改变城市，影响和改变对未来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