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芙：中国神经电生理奠基人

▲ 1948年，汤晓芙学生证件照

孜孜求学路

傅谭娉（以下简称“傅”）：汤老师您好，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汤晓芙（以下简称“汤”）：我1930年2月17日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广州花都人。花都就是现在广州火车站那个地方。我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傅：您少年时期都在哪里读的书呢？

汤：我上过十几个学校。在上海的时候，初中三年读的是大同附中[1]。大同附中没有体育课，我不喜欢，到高中我就转到了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2]，在那里念了一年半。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父母到香港，我就到广州协和女中[3]继续读高中，读了一年半后毕业。

傅：您出生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一直生活在上海，正是战乱的时候，您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

汤：我的家庭生活还可以，没有问题。就有一次，我看见东北的一大批难民，被日本人赶到上海了，带着孩子，穿得都很破，我觉得非常可怜。

傅：为什么您父母去了香港，但是您在广州读书呢？

汤：我父亲从事过很多工作。他在香港是开一个油灯厂，制造油灯，卖到东南亚去。我母亲管理家务。我在香港呆的时间很短，家里就把我们送到广州去读书了，暑假就回去香港。当时我很清楚地感受到，在香港，中国人是二等公民，要非常谦卑，英国人说什么就得算什么。我父母是爱国进步的，他们不愿意孩子在香港受到这种影响，所以把我们都送到广州老家念书。

傅：您大学是在哪里念的？

汤：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姐姐已经在燕京大学念了一年的新闻系。她放假回家时给我们讲了许多燕京大学的好处，所以我也想到燕京大学学习，就是现在的北大。我最初考上的是西语系（西方语言系），因为我喜欢外文，也学了很多。在大同附中的时候，学校被日本人统治了，我们都得学日文。虽然学校里没有英文课，但是家里单独请了英文老师教我们。震旦女子学院不学英文，学法文，我刚去的时候有个老师单独教我法文，这样我才能跟上他们的课。所以我的西方语言还是不错的。

后来有一次严景耀[4]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讲座，讲苏联的医疗体系怎么服务人民，我一下就被吸引了，就想读医学院。学校同意我参加一个考试，考过了以后，我就转到医预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1951年8月毕业。

傅：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呢？

汤：当时北平还没有解放，但是燕京大学先解放了。我看过解放军的很多话剧，还有在校园门前站岗的解放军的纪律，很感动。尤其是那些话剧，让我知道很多穷苦的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慢慢地解放了，而且共产党有这么大的决心来解放全中国穷苦的人，我也愿意参与这样的事业，所以在1949年12月1日入党了。

傅：您还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5]？

汤：是的。因为我是学生会副主席，所以让我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参加。我在会上看见了彭真，他还亲切地和我们说话。会上讨论的最要紧的事是解放妓女，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共产党做的这些事都非常好。

傅：您从燕京大学转到协和之后，对协和是什么印象?

汤：我非常喜欢协和，这里氛围非常好。张孝骞、林巧稚这些老教授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他们教得是真好。不过问题是，那时候全部用英文讲课，你必须英文特别好，学习非常紧张。比如讲解剖课的张鋆[6]教授，他完全不用课本的，就随手在黑板上画，用英文讲出来：哪条神经在哪儿，这条有什么作用，和其他神经之间互相关系怎么样……

冯应琨[7]教授在我们临床实习的时候，让我和孙燕[8]跟他一起做一项肝豆状核变性病人的钙磷代谢研究。我们每天晚上做完功课以后，就去做实验室研究。后来我们一起发表了文章。这让我认识到，协和医院的医生都不是只做临床，而且必须要做科研，这点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协和医学院1956届学生在天安门前合影，后排左四为汤晓芙

从三页纸开始摸索肌电图

傅：毕业之后您就留在了协和神经科工作，是吗？

汤：我们一届有40个同学，最后就留了5个：我、吴宁[9]、朱元珏[10]、王定邦[11]和钟祖恩[12]。到了协和我被分配到神经科，我也很喜欢神经科，觉得专门研究脑子的活动的，非常伟大。

▲ 1956年，协和军管时期身着中尉军装的汤晓芙

傅：您还记得做住院医师时的情形吗？

汤：不光是住院医师，还有总住院医师，那时一年只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一年，白天有白天的工作，整个晚上的会诊、急诊的特殊病人都得处理，虽然是日夜忙，但确实对我整体水平的提高非常有帮助。总住院医师是协和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我做总住院医师的时候，科主任是许英魁[13]老教授，我每天早上从三楼的办公室扶着他一起到一楼病房查房。他的病理好，每讲一个病例，还接着讲一些这个病的神经病理，所以他讲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比较深入一些。

傅：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肌电图的呢？

汤：1963年，我做总住院医师那一年，医院有了肌电图设备，科里就在脑电图旁边辟出一间房间，安排我来学习这个新技术。最初我感到很为难，当时材料很少，只有Buchthal教授写的三页纸的《肌电图入门》，我还做着总住院医师。后来科里的王积诂教授也来帮助我，我们一起摸索。到了年底就开始接收病人检查了。

三次农村医疗队锻炼

傅：您1957年到1958年参加了两年的农村医疗队工作？

汤：那是刚刚毕业第二年，我和陈元方[14]两个女大夫一块儿到大兴县医疗室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大兴要派人援建密云水库，我就跟陈元方说：“我们再去一年密云吧？”因为我觉得到基层能多接受锻炼，后来我们俩又在密云水库医疗队工作了一年。当时密云水库的痢疾非常流行。民工很辛苦，早上三、四点就摸着黑出发，走山路去修水库，常有坠崖事件。有一次一个民工不幸摔死了，我去把他摔断的腿缝上、衣服缝上，这样像个完整人，他的父母来看他的时候，不至于那么伤心。民工们很辛苦，我们也愿意为他们服务。

▲ 1958年，北京密云水库医疗队合影，前排右二为汤晓芙，前排右一为陈元方

傅：您后来还参加过别的农村医疗队吗？

汤：第二次是1967年参加卫生部“六·二六”医疗队，是周总理派我们去的，在甘肃张掖工作了3个月。张掖条件很艰苦，吃得也不好，回医院后我的肺结核犯了，休息治疗了近一年。

在张掖我们常常要跟着老乡走很远的路，去病人家里看病，有些时候回到住的地方天都很黑了。一次，一个女病人歇斯底里了，抽搐、翻白眼，实际上就是神经官能症。她的丈夫非常害怕。我就给她扎针灸，她就恢复了意识。刚解放时，我学过一年中医，我相信中医是有道理、有一定办法的，而且对一些疼痛、神经官能症，确实管事。

▲ 1967年12月12日，赴甘肃省张掖县的中央卫生部六·二六医疗队第五小队留影，中排左三为汤晓芙

第三次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年，我在平谷县，也看病、也要干农活。20年后，我又回去看望当年的赤脚医生，他们家生活富裕了，变化很大。

▲ 1996年，汤晓芙（右二）回到平谷县靠山集看望当年的赤脚医生

去丹麦学习最好的神经生理

傅：1978年，您首批通过了留学生出国考试是吗？我看到资料，当时1.2万多人参加考试，合格的不足3000人。

汤：当时很多人都报名了，谭明勋教授就说：“汤晓芙也可以参加嘛。”最后科里4个人考试，只有我考取了。

考取之后，冯应琨大夫马上查资料，知道全世界最好的肌电图专家Buchthal教授当时在丹麦皇家医院工作。他给我写推荐信，Buchthal教授同意我去学习。冯应琨教授对我的帮助很大。

傅：到了丹麦，您发现那边的肌电图已经做到什么水平了？

汤：那是非常先进，检查得很仔细。在一个大房间里，一个大夫检查，针扎到肌肉里面去，看看那个地方有没有病理的波。大夫检查发现了什么就告诉护士，护士记下来。最后给医生看，诊断到底是什么病，肌肉病、神经科的病，还是肌肉神经都受损。

▲ 1979年，汤晓芙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医院临床神经生理科进修

▲ 1979年，汤晓芙（右三）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医院临床神经生理科同事合影

▲ 1979年，汤晓芙（右一）在丹麦与导师Buchthal教授（右二）一家合影

后来，我的导师Buchthal教授和丹麦皇家医院临床神经生理系主任Trojaborg教授都看我是个实在人吧，老爱说实话，所以对我特别好，给我留在那里学习了两年。第二年的时候，Buchthal教授邀请我跟他一起做一项神经病理的研究论文。我拒绝了他，说：“我想专心学神经生理。”他听见这个话还没有生气，而是问我：“你真的不想学吗？你要是写了这篇文章，还可以把我的名字署上去，那你就会有很大的声誉。”我说：“我无所谓，我回到协和，还是做一个普通的神经科大夫，研究肌电图的工作。”他听到这话后不但没有生气，还突然笑着说：“那我送你到英国去，英国伦敦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有个三个月的进修班，学习最好的临床神经医学。”Buchthal教授对我的帮助，真是少有的！

▲ 1981年，汤晓芙（右）在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进修

傅：您是有机会在其他物质条件更好的国家和地区工作、生活的，但您为什么坚决地要留在中国？

汤：因为中国需要人呐！需要有学问的人呐！我想为祖国服务，我是一定要在中国的！

很多人觉得外面生活好。我是在香港待过的，英国人怎么对你的？我早知道了！他们是主人，你是佣人，你就是个受气包！那种日子我不愿意过，哪怕当时条件差一点儿，我也要做自己的主人。

开创神经电生理学组

傅：从丹麦、英国学习到了世界最先进的肌电图和神经病学知识后，您是怎么在国内应用和推广这些技术的？

汤：1981年8月，我进修期满就迫不及待地回国，开展了实验室改革，对协和肌电图室的工作进行了知识和仪器的更新，改成像国外一样的要求。

1984年，陈学诗[15]教授同意我们在中华医学会成立肌电图及临床神经生理学组。我、301医院的沈定国、北医三院康德瑄、上海中山医院王遂仁一起牵头全国神经生理的工作，大家选我做组长，另外三人是副组长，推广全中国的肌电图。我在学会一直工作了十多年。

傅：为了推广肌电图技术，您是不是办了很多学习班和学术会议？

汤：是的，1982年7月，协和举办了首届肌电图学习班，我1个老师，9个来自全国的学员，那是小型的学习班。

▲ 1982年7月，首都医院（现北京协和医院）首届肌电图学习班结业合影，前排左二为汤晓芙

另外通过学会，把全国神经生理的人都请来，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学术年会。其中最盛大的是1996年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的亚洲临床神经生理学术会议，从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瑞典、比利时、丹麦、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来了14位专家、200多位代表，加上中国的代表，一千多人参会。卫生部陈敏章部长用法文为我们作开幕式演讲。大家都很高兴。

▲ 1996年9月，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左三）出席亚洲临床神经生理学术会议开幕式，左四为汤晓芙

傅：除了肌电图，您还引进了哪些新技术、新项目？

汤：我还把脑诱发电位引到中国来了，那也是在丹麦，向Trojaborg教授学到的。这也是一种脑的电生理检查，所以脑子里的问题也都能够看出来。

中国肉毒毒素临床应用先驱

傅：请谈谈您对中国肉毒毒素的临床应用？

汤：1981年我在英国的学习班上，第一次看到了全身性肌张力障碍性的病人，走路的样子很奇怪，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国外用肉毒毒素治疗这种病，有效果。比如说歪颈，给这边收缩的肌肉打肉毒毒素，肌肉松弛了，病人的头就过来了。上世纪80年代，我在国外发现了这个新的治疗方法，但中国没有药。

1992年，我联系到生产肉毒毒素的美国公司。他们让香港子公司的人到北京来，和我们一起做。协和开设了肌张力障碍疾病专科门诊，治疗了大概30例病人。很快我们又听说，中国兰州有位王荫椿[16]教授，他在美国学习了肉毒毒素的生产，现在中国能自己生产肉毒毒素了，而且改良了方法，不用血清，更安全。我们就跟王荫椿教授一起合作，比较中外产品效果，结论是不相上下，都很有效。

松萝共倚 鸿案相庄

傅：作为一名女性，您是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

汤：我有个好丈夫、有个好女儿。我是1963年通过科里同事介绍，和丈夫钟涵[17]认识的。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后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实际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他常常到处去画画，我做24小时住院医师和总住院医师。

我生女儿的时候已经40岁了，后来就把她放在协和医院的幼儿园上学。我记得她当时不愿意去幼儿园，我们就兜圈子，在旁边玩玩，最后到了幼儿园门口。

我们两个都忙，一早就出去了，很晚才回来。我们家里书多，女儿就自己在家看书、一本本看。19岁她到国外读书，我们只给了她一年的钱，后来她一直念到博士、博士后，都是靠着奖学金和自己努力。

傅：钟涵老师为您画过画吗？

汤：画了一幅。那是我在写《肌电图学》的时候。当时中国没有这书，很多人想知道肌电图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始写。写了一两年，1995年出版了。他是很支持我工作的！

▲ 2003年，钟涵以汤晓芙为原型创作的油画《吾家大夫著书图》

坚持协和传统

傅：崔丽英教授在《汤晓芙教授医学论文集》前言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汤老师教我们一定要做临床科研，积极开展新项目，特别要重视患者的治疗，要注意积累经验和总结成果。”

汤：这是赞美、表扬我的。做医生，是我自己选的，我热爱我的工作。我觉得我这一生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国家派我到国外，跟着最好的神经生理学教授学习，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来，向全国的神经电生理领域的人传播，我感到愉快、荣幸！

傅：您觉得协和有哪些好传统是要坚持的？

汤：协和跟别的医院不一样，她重视的不只是看病，还重视研究，医疗、教学、科研都要搞好。因为这三方面是相互影响的，注意这三点，医院水平就会越来越高。协和的老大夫都是特别好的大夫，一辈子就是想做一个医生、做研究、教学生，想法很简单。对病人好，对病人认真，这些协和的老传统，要坚持下去。

傅：您对百年协和有何寄语？

汤：我1951年从燕京医预科到协和，就再没去过别的单位。我在协和一辈子，这是我的学校、医院，现在我还到协和去看病。我喜欢协和，喜欢这些老教授们，我希望协和越来越好！

人物小传

汤晓芙，女，1930年2月出生于上海，祖籍广州花县，著名神经内科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教授，中国肌电图和脑诱发电位创始人之一。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1951年转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85年任神经科副主任。从事神经病学研究六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肌电图、神经电图及诱发电位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国内最早开展了运动障碍的肉毒毒素治疗。1992年“肌电图及神经电图在神经肌肉病中的应用”获原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并多次获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成果奖。1984年牵头成立中华医学会中华肌电图及临床生理学组并任组长。曾任国际临床神经生理学会联盟执行委员，《中华神经科杂志》编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出版《临床肌电图学》《内毒毒素临床治疗手册》等专著。2010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注释：

[1]大同附中创办于1912年，现为上海市大同中学。

[2]1903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建立震旦大学。1937年，震旦大学请美国天主教圣心会建立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作为大学分校。1937年7月9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开始招生。

[3]全称为广州私立协和女子中学。1911年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幼稚园是协和女中前身。

[4]严景耀（1905-1976），浙江余姚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建人之一。

[5]1949年11月20日至22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建国初期地方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6]张鋆（1890-1977），浙江平阳人，中国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

[7]冯应琨（1908-1992），广东广州人，著名临床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和脑电图学家，我国临床癫痫及脑电图学奠基人。

[8]孙燕（1929-今）男，河北乐亭人，著名临床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59年起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工作。

[9]吴宁（1931-2012），福建人，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教授。

[10]朱元珏（1932-今），安徽人，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教授。

[11]王定邦（1929-今），上海人，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教授。

[12]钟祖恩，男，1956年起在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工作，后迁居国外。

[13]许英魁（1905-1966），河北饶阳人，著名临床神经病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教授。

[14]陈元方（1930-今），江西人，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教授。

[15]陈学诗（1917-2006），江苏无锡人，曾任北京安定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主任委员。

[16]王荫椿（1937-今），江苏常州人。1993年，牵头研制的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被批准为国家新药，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第三个生产此药的国家。2000年，该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7] 钟涵（1929-今），江西萍乡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代表作品《延河边上》《河上炊烟》等。

注：本文内容节选自汤晓芙教授2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照片由汤晓芙教授提供。

访谈整理：傅谭娉

来源：微信公众号“北京协和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