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杜杰教授：从“心”出发，开启心血管疾病精准治疗新时代

来源：学术经纬

心血管疾病堪称人类“头号杀手”。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有约175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球死亡总数的31%。另据统计，2018年中国的心血管疾病患者人数约为2.9亿，患病率及死亡率仍处上升阶段，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40%以上。

然而，许多临床上常用的心血管疾病筛查与诊疗方式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于急性主动脉夹层缺乏快速、准确的筛查方法，对于主动脉瘤的治疗不够精准化等。这些都影响着患者获得最妥善的治疗。

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副所长杜杰教授与其团队针对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等多种心血管疾病开展研究，创造性地将研究成果开展临床转化，在提升疾病的诊断效率的同时，为患者提供了更精准恰当的治疗方案。凭借在重大心血管疾病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杜杰教授荣膺2019年第十三届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科技成果转化奖。

杜杰教授从事心血管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工作近30年，在国际心血管领域杂志发表SCI论文260余篇。2014-2018连续五年成被国际路透出版集团评为“中国医学领域高被引科学家”。2016年获美国心脏协会（AHA）动脉硬化、血栓形成和血管生物学委员会（ATVB）授予“特别成就奖”，成为首位华人获奖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副所长杜杰教授

解决主动脉夹层早期筛查难题，

为病人带来“心”的希望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高致命性的临床急症，未经治疗的死亡率高，每过一小时就会增加1%~2%的死亡风险，因此及时的早期诊断至关重要。

然而，该疾病早期诊断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如何与其它突发性胸痛进行区分，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和肺栓塞。一方面，临床常用的心电图和胸射线检测在这些情况下缺乏敏感性和特异性，另一方面，如果患者看的是急诊，又难以进行CT和磁共振成像等大型仪器的检测。

▲图片来源：首都医科大学网站

目前，只有纤维蛋白降解产物——D-二聚体在疑似主动脉夹层患者的诊断中具有临床意义，但也只能区别诊断急性主动脉夹层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无法区别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与肺栓塞患者，因此仍需要一种标志物以便更准确地对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进行早期诊断。

在回顾性研究和前瞻性验证中，杜杰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发现，许多主动脉夹层患者在症状出现的24小时内，其体内的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简称sST2）水平明显高于疾病对照组的急性心肌梗死与肺栓塞患者，由此可以推断，sST2在鉴别诊断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通过进一步研究，杜杰教授及其团队提出了以sST2联合D-二聚体为标志物的急性主动脉夹层诊断方案，并推荐了可应用于临床诊断的临界值，量化了鉴别诊断过程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等评估指标。不仅如此，这一诊断方法目前已转化为可以在临床上便捷实用的试剂盒，将有效提升急性主动脉夹层的早期诊断效率。

杜杰教授及其团队在主动脉瘤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已被写入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和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制定的遗传性心血管病临床指南，并通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临床分子诊断中心应用于主动脉瘤患者的早期诊断、鉴别诊断及风险评估，对我国其他心血管疾病的精准诊疗研究策略制定也具有借鉴意义。

建立中国最大主动脉瘤样本库，助力精准治疗

主动脉瘤是由主动脉血管病理性扩张形成的，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肿瘤，但其置人于死地的威力远大于恶性肿瘤。对于未获诊断的主动脉瘤就如同埋藏在人体内静默的“深水炸弹”，可以在毫无征兆情况下发生破裂。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

杜杰教授表示，“早期发现主动脉瘤、防止破裂才是防控的关键。”据其介绍，目前中国每年用于主动脉瘤的治疗费用超过100亿元，但仅有2%的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幸运的是，主动脉瘤是可以实现精准诊疗的疾病，其发病具有明显的遗传易感性，且不同基因变异可导致临床表型不同，依据基因变异可以对主动脉瘤的发生发展进行预测，选择最佳治疗方案。因此，建立主动脉瘤的分子分型标准，获得精准诊疗方案是临床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利用基因组学技术、转录组测序技术、代谢组学技术以及生物信息分析技术，杜杰教授与团队结合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最大的主动脉瘤样本库，构建了主动脉瘤多基因评分早期预测系统。

“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多个临床中心的协作网络，探索主动脉瘤精准分子分型，解析发病机制，为疾病早期预测和精准治疗奠定基础。”杜杰教授介绍道。

此外，由于测量体内微量的代谢物是实现心血管病精准诊断的基础，杜杰教授及其团队还通过不懈的努力，搭建了综合性的代谢物临床质谱检测平台，开展了代谢性疾病的临床诊断，已服务近5万患者。

打破转化医学壁垒，不断追求更好的诊疗方案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水平深入到了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分子水平。与此同时，如何才能将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快速应用到临床，惠及患者也随之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也就是转化医学的由来。

作为心血管疾病领域的专家，杜杰教授近年来一直推进心血管疾病“转化医学”的研究，从临床存在的各种诊疗问题出发，使用基础研究手段寻找可以用于临床诊疗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在谈及心血管疾病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时，杜杰教授表示，非常看好精准医学未来在心血管疾病领域的应用。伴随着临床和实验数据的积累以及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他认为“遗传性心血管疾病将逐步进入精准医学的时代”。

不过，杜杰教授也坦言，推进医学创新成果转化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除了要取得创新性成果及产品，更重要的是面临医学转化创新产品特有的安全性、有效性及监管等问题”。他表示，探索未知永远没有捷径，唯有心无旁骛，脚踏实地，长期积累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而创新是医学研究的本质，在知识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医学研究更应快速推陈出新，不断产生更有效、更先进的诊疗方案，为人类的进步而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