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基于对世界形势的科学研判和人类走向的精准把握，习近平于2020年3月21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时，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和全新倡议，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重申这一全新概念和全新倡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提出表明，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危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是大势所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为保障全球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而进一步提炼总结出的国家主体在参与国际卫生合作问题上的理念与战略。这一战略构想以国际社会间的多边合作为原则，以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多边治理体系和机制为目标，以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为旨归，符合“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于2015年9月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要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必须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随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将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拥有共同的生态环境因而事实上形成了卫生健康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论述，显示出全球化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之间高度耦合的逻辑必然。人类共同价值的诸多价值议题都包含了人类如何更好地健康生存，也包含了人类要基于人类生存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人类存续的共同利益共同应对生态危机这个全球性客观事实的指向。“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根基；“发展”关涉人类的生存质量，反映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在和平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类自身生存质量的价值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反映了各国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诉求，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的呼声。人类共同价值彰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思想深度，明确了这一重要理念蕴含的价值内核。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确保全球健康福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指向。概而言之，习近平首创“人类共同价值”并将其作为保障全球健康福祉的重要价值引领。本文以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为切入点，探讨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问题。

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构建的重要价值观共识

倡导和坚守人类共同价值，是由人类共同利益决定的。从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健康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影响而言，由于人类共同居住在一个星球上，病毒流行不分国界，疫情肆虐不分民族和种族，只有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跨越民族文化的分歧，世界各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才能共同呵护和建设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家园。人类卫生健康问题是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共性问题，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就是为了积极应对生态危机影响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关注的是全人类的生存利益，保障的是全球“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为以国家为单位的主体际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时提供了包容开放、平等共进、多元合作共治的价值观，成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价值观共识。

首先，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意识形态偏见和对立，蕴含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动因。卫生健康安全问题这一超乎国界、性别、年龄、阶级、民族、财富等限制的人类普适性问题，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全球气候持续异常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失衡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生态环境恶化和病毒流行的全球化趋势比以往更甚，高传染性、高感染率、高病死率的疫病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造成重大伤害。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及其建构的出场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性，是对生态危机这个全球性客观事实的积极应对，指明了人类在人类共同价值指导下精诚合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创新了非传统安全理念。人类共同价值涉及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世界和谐、生态优美等全球人民共同期待的共识性问题，当下更关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关注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同时关注全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深厚人类情怀，其内涵指向蕴含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动因，即要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危机对生命安全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牢固确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关系的理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通力构建，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理想世界。

其次，人类共同价值凸显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对“同一个健康”的价值诉求。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价值基础上，指明了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人权的本质需求。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开展包括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等一切国际合作的根本基础。“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以人类整体为本位的“类存在”状态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类自觉”意识觉醒并不断得到强化，有助致力于维护和实现整个人类的“类安全”。相应地，每个个体的健康安全也在这个进程中得到保障。这正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同一个健康”的核心内涵，更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诉求。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对“同一个健康”的价值诉求是类特性的现实体现，即在承认人的差异性、统一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以人的类存在和类安全、类发展为出发点，确保类个体的健康安全。这即是说，要牢固地确立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理念，使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人们都能享有保障基本生命安全需求的健康，从而更好地聚合起来共同参与到对整体“类安全”“类健康”“类发展”的维护上，这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需求。人类共同价值以国际人道主义为底线，以全球整体性利益为价值导向，以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基本立足点，以人类永久的和平发展为初心，重视人类价值，关注全球生态正义和生态协调平衡，强调经济社会的世代可持续发展，在对于地球美好家园的价值诉求上旨在构建一个生态和谐、正义的环境伦理，护佑世界各国人民的康宁和永续发展，这正凸显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中对“同一个健康”的价值诉求。

再者，人类共同价值为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全球合作共治提供了价值遵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提出意味着诸多现实前提的“非共同”，其中不可回避的就在于环境问题“非共同”的客观现实。环境问题本身的负外部性和全球性决定了环境保护的行动需借助于人类共同体多层面的合作，单靠一个国家甚至个别先进的社会制度已无法解决环境问题，通过强调阶级性将环境问题完全归咎为社会制度的优劣更是不可取，反而可能会使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只有把环境问题视为涉及全球所有人利益的共性问题，树立全球生存安全的共同体意识，将国家间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与受益分配的分歧转化为相互间广泛合作带来的共享，才能有效指导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以柯布和格里芬为代表提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就强调，人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将现实一览无余的视域，其中重要的就是后现代全球秩序，也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永续发展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协同努力，创建一个多维全球环境安全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正以“合作共赢”的要旨诠释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紧密关系。单一的民族和国家难以有效应对和解决生态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必须依靠全人类在资源、力量、信息知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整合，并及时共享研究成果才能化危为机。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全球合作共治提供价值遵循，倡导在追求本国生态环境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生态文明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揭示了人类只有平等相处、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领域、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风险挑战，才能在公共卫生合作共治方面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从而推促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从抽象走向具体，促进理念转化为实践，使全人类持续不断获得利益和享受利益，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确保人类永续发展。

以人类共同价值助力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重大价值

作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价值观基础的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性环境危机问题上，以其对人类健康安全的高度关注和对多边合作共治的高度推崇积极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指明了以人类整体的生命安全为根本价值导向和人类合力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然性。以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有助于应对环境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带来的严峻挑战、明确生命-生态一体化价值的认知前提、共促多边合作的价值追求。

(一）以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有助于应对单边主义的严峻挑战

现阶段国家主权仍是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重要前提。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要实现人类健康、生命安全这些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共同利益，需要国际社会成员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外部世界承担一定的国际义务，共同支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成为合力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环境事件的自觉意识和据以行动的准则。然而，狭隘的利己主义、政治偏见等却解构着共同合作的理念与行动。反映在全球环境公共卫生合作共治的可能性上，最大的挑战就是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等逆全球化因素对世界各国合作动机的削弱。在环境议题的维度上，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等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变种与泛滥的恶果。抛却它们对自然资源以工具性为根本属性、自然资源私有化更加高效从而捍卫个体自由权利等形而上的价值判断，就环境合作治理的现实表现来看，这些思潮无非是在借逆全球化转移内部矛盾，保全本国利益，捍卫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意识形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等框架下的国际碳政治就彰显着生态帝国主义的运作逻辑。常态化合作尚且如此，非常态化的表现更是凸显了这一本性。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国家或忙于打病毒政治牌，未将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置于首位，如美国采取“御疫于国门之外”的做法，指责世卫组织抗疫不力，霸道要求国际组织为其自身利益服务；或一波波“退群”潮迭起，全球经济重创之时贸易保护主义更甚；一些国家排斥外来文化，借疫情恶意对中国污名化，这些都消解着抗疫的国际合作。如果看不到或者无视人类都具有普适性社会本质和自然本质，并且都有着共同的生存和发展利益需要的客观性，不研究国际利益对全球环境保护所起的重要作用，只是搞卫生问题政治化的单边主义，在口头上高喊保障人权，如何能真正确保人民生命健康这一根基性人权的实现？如何能真切地将公平正义理论、民主法治理论、代内与代际关系理论、真理与价值关系理论等引入环境议题？诚然，全球难以形成健康合作共识也存在文化差异层面的因素，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滋育不同的社会心态，对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对一些共性的问题视而不见。只有充分认识客观必然性，才能实现自由，这里的客观必然性就包括但不限于要充分认识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公共卫生危机对全人类的影响，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和国际多边协调对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推动等。以保障全球健康福祉的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并不是自说自话的纯粹阐释型设想，而是基于人类合力摈弃单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区域安全偏见等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必然趋势。

(二）以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有助于强化生命-生态一体化的价值认知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世界上所有的价值探讨归根结底都要基于人类生命活动的实践。以追求物质财富的对人的生命价值有重大提升的经济理性、提升人的政治生活能力的政治理性等，都需要以生命理性以及确保生命健康发展的生态理性为立足点。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和最根本的底线利益，是其他所有的利益，诸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等的前提。生命健康权超越了其他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和文化的壁垒。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不是对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对人民生命健康权的关切，以期维护人类卫生健康和生命安全，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这正体现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彰显，即“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权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把人道主义作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把公共卫生放在全球议程的优先位置”。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致贺信中提出，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生命也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直接或间接地与作为群体和类的生命发生紧密联系，并在“类存在”中进一步显示出个体生命价值。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4年版）》明确提出“人类安全”概念，列举出了人类安全的七大要素，其中有获取医疗保健及免遭病痛的健康安全、免遭环境污染的环境安全，并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安全重要内容之一。

人类的卫生健康不仅指向医疗卫生问题，还与人类生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紧密关联，如若不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不仅影响着生态环境，更影响着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人的生命价值是通过生态价值加以维系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就是为了用全人类的力量应对威胁“类生存”的生命危机和生态危机，确保人类自身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生存其中的生态安全，从而能够实现对生命存在、生命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保障，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齐泽克提出了生命解放有“内在解放”和“外在解放”之说，“外在解放”就是将生命从“暴力”“排除”“控制”等各种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可以理解为对生态危机等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因素的有效应对能一定程度上解除生命的外在束缚，实现生命安全。齐泽克将生态危机视为“在场”的恐怖事件，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命的“被排除者”应该作为生态政治革命的主体，而生态安全的保障所内隐的溢出效应，如“被排除者”重新纳入的物质财富、政治利益，尤其是环境权益，又有利于生命从自我奴役中释放出来，确保生命的“生理性在场”。虽然齐泽克的一些观点过于激进，但至少也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佐证了生态安全对生命安全、生命解放意义的思辨理路。以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有助于明确生命-生态一体化的认知前提，使各国时刻防范国际卫生健康领域的重大风险，更凸显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人文性。这种人文性不是只停留在抽象层面上的虚假人权，而是具有将抽象的人文性转化为具体的现实以及可感受到的人文性，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生态价值观，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生命的最高价值和目的，体现对人民生命的关怀。

(三）以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有助于加强多边合作

个体天生就处在一个公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公共性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主体性实现的条件。个体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创造了公共利益、普遍利益。公共利益需要一定的人类共同体来代表和实现。在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中，人类共同面对和解决公共问题，建设共有家园。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他对共同体的表述旨在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共同体是为人与人之间保持休戚与共的自然意志。当今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具有公共性质，尤其是在面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在共同的风险危机面前，全人类都要树立休戚与共、合作共治的理念。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市场、资金、资源、信息、人才等等都是高度全球化的。只有世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只有各国发展，世界才能发展。”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反映了人类社会近期性和长远性、普适性和特殊性、代内性和代际性结合等多方面的价值诉求。价值问题也就是利益问题，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与每一个个体切身相关的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多边机制和多边组织等生成的基石，在应然性上所有国家的公共利益都是相互依存的，就实然性而言，单边行为也难以获得较大的共同利益。

以人类共同价值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构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诸多现实可能性条件中就显露“东升西降”格局趋势下有担当的国家主体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唯我独尊的自利行径的巨大反差。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导向下，作为一种新型共同体及其文化的首倡者，中国肩负着开拓创新与示范引领责任，积极维系与传统大国的合作，摒弃单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区际安全偏见，积极推促多边合作的行动导向。多边合作也不是要国家放弃对自身生态利益的筹谋，而是国家利益治理偏好的协调使然，也就是在进行决策的同时，要充分兼顾国际协调以及其他国家的利益，通过合作等方式的互动来减缓以至消除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及其负外部性，防止其他领域的次生灾害。以人类共同价值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助于在多边合作的行动导向下坚持生命平等以及生态正义的原则，减少一些人为因素导致的国与国之间在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上的不平等地位，加大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投入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增强生态环境脆弱和公共卫生能力薄弱的国家应对危机的公共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应对生态环境危机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展开全球性的健康扶贫、生态扶贫、卫生扶贫、科技扶贫以及教育扶贫，提高生命和生态质量，从人类共同价值高度推进大国积极创设公平的国际环境，从整体上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和全人类生活环境。

以人类共同价值推动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基本路径

“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提出不只是在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上呈现出对每个个体生命健康安全的深切关怀，作为人类共同价值构建对象的重要载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还在实践论层面上呈现出将理念转化为实践路径的重要性。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有助于在体制和行动上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

（一）以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机制建设

人类共同价值对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机制构建，主要从主体协商对话、领导力的能力互补和公共卫生产品供给的均衡协调等方面进行。

一是以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全人类普适性价值，有利于共建国际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协商对话机制。原有的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机制上，一些国家只是就环境监测、调查及评估等数据进行共享，较少地把攸关全人类生存的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其他国家使用，并且长期以来，国际发展合作中较为强调在资金和物资援助背景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在自身发展中应对各种问题而积累的有效经验。种种因素致使国际社会难以就关乎人类存续发展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难以有效控制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有效的共商是一切行动开展的重要前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战略眼光创设了疫情时代及后疫情时代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诸多内容，不只局限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也涉及人类共同价值所涵盖的公共卫生治理框架的变化、机制的完善等。习近平和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的谈话、慰问电中反复强调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同100多个国家的230多个政党就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发出共同呼吁。以人类共同价值指导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有利于共建国际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协商对话机制，弥补公共卫生合作信任赤字。这就需要全球不仅在资金、技术、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共享，也要更加重视发展经验和行动的分享，将进一步强化信息共享、应急网络建设等作为重要协商议程。

二是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推动国际公共卫生组织领导力的能力互补机制建设。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网络涵纳了多元的治理主体和治理圈层，包括了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组织等负有具体卫生治理项目的行为体。其中世界卫生组织是一种相对中立且呈现一定专业性的组织；更重要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人类提供着最大的公共产品，也就是人类健康。1945年的《世界卫生组织法》明确规定：“享受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人人基本权利之一。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情境各异，而分轩轾。”世卫组织本身的价值定位和其在全球层面能有效协调集体行动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强化世卫组织领导力、维护其权威和领导地位的必要性，但新冠疫情防控初期世卫组织在引领和推动多边合作抗疫方面暴露出一定的不足，且多元组织间存在治理的非均衡性，这容易导致卫生治理政策出现交叉重叠，造成全球公共卫生资源浪费、公共卫生治理低效与滞后。以人类共同价值指导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有利于克服多元治理组织协调机制的碎片化，加强国际公共卫生组织领导力的能力互补机制。一方面，提升公共卫生议题在全球议程中的地位，建立广泛的议题联系，将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与其他领域的议题和治理实践关联，使国际公共卫生治理议题成为一种常态，协调更多国家加大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参与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共建世卫组织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之间的联系，推动向医疗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贷款，有利于推动物资协调机制、社会心理文化建设机制、人员培训及相关研发等提升公共卫生治理效能的配套保障机制的建设，同时也有利于共建如像“黄牌警告”般醒目的疫情预警机制，有效避免各国在危机面前被动加码，从而增强应对危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是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推动国际公共卫生产品供给的均衡协调机制建设。世界卫生统计报告和全球公共卫生筹资报告显示，过去几年里全球用于公共卫生援助治理方面的年资金增长率均呈负增长，总体投入增长乏力，全球公共卫生援助占到低收入国家卫生支出比重的30%左右，很多传统发达援助体，如法国、西班牙、加拿大等都减少了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投入。中低收入国家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不仅难以为本国民众提供应有的卫生保障，也影响着全球整体性的公共卫生安全。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通向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目标的路线图》中曾界定了全球领域需要集中供给的10类公共产品，其中就有全球公共卫生。各国对增加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产品供给以解决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卫生问题已达成共识，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囿于自身发展困境，分担国际公共卫生产品的意愿下降，国际卫生公共产品本身的政治性也使得国际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比国内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更为复杂。如果不建立均衡协调的国际公共卫生产品供应机制，在国际公共卫生产品供给上的“公地悲剧”和“搭便车”行为等出现的频率只会有增无减，使国际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以人类共同价值为重要价值观基础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对公共卫生产品供给的主体、方式、内容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注重多边和区域公共卫生安全产品的谈判与合作。就区域层面的合作来说，中国一直以来都在积极推促G20、金砖国家合作等合作机制，这些组织有利于汇聚多元力量提供国际公共卫生物品，同时也在不断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卫生治理方面的合作。就供给的内容而言，不仅仅是卫生领域，也涵盖了涉及应对极端天气、气候变迁、碳价格等影响全人类环境安全的协调机制。人类共同价值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提升也将使得这些本就存在但未能及时发挥成效的机制进一步协调完善。

(二）以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行为提升

从长远看，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出现一些新特征，其中就包括“新主体力量”的崛起。以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超越“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思维观念，倡导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全球治理活动，进而增进人类生命安全需要的思想共识，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集体行动。在多元主体参与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不是单纯的“自扫门前雪”式的内部治理，也不能只靠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引领与协调，而是需要身处共同体中的每个主体共同参与，创设一个综合性的多元主体参与的链条治理形式，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链条的脆弱性。以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行动提升，有助于极大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具体体现在：（1）发挥愈益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如G20等的作用，有效扛起分担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加大研发力度等的责任。（2）促进民间力量对公共卫生治理主体队伍的充实。公共卫生领域的私人组织可视为道德与市场权力的联合。多年来，一些多边组织和私人部门等已经广泛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卫生项目规划、决议和管理等方面都有不少丰富经验。疫情期间一些民间力量在物资援助上、信心提振上发挥了不小作用。（3）发挥一些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知识技能紧密结合起来的高素质专家队伍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助力。复合型专业人才既懂得生态环境因素对传染病流行的影响、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影响，又知晓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他们熟练掌握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方面的基本技能、专业知识以及信息网络，能成为预防和抵御生态危机的重大生力军，提高应对全球生存性危机实践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4）保障全球健康福祉的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共同体内每个个体端正对生命的态度，在共建清洁健康美丽安全的和谐世界中汇入自身行动，夯实预防和抵御生态危机的坚实群众基础，而不是自由主义彰显的诸如环境公民权等个人权利。要大力推进个人生活理念的生态方式转型，也就是要推进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生态化。要以追求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追求人的生态性存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人”的思维理念，将敬畏自然与敬畏生命、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广文明健康生活习惯。如此，既维护自然的繁荣永续，又保证人的主体需求，形成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互馈，形塑绿色、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共同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优质型、生态安全保障型的地球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