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研究型大学为何只能“另起炉灶”

■陈洪捷

在全球范围内，一批所谓新兴大学非常引人注目。这批大学校龄短——大都只有20多年历史，在学科和管理等方面各具特色，更重要的是，这批零起步的大学，一跃而进入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列，创造了“从初创到一流”的奇迹。

这批大学也引起了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阿特巴赫和萨尔米等学者的关注。

在阿特巴赫的组织下，201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一次关于新兴大学的专题研究会。会议的参加者包括一些高等教育的研究者以及9所新兴大学的校长，新兴大学包括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瑞士）、香港科技大学（中国）、马斯达尔理工学院（阿联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哈萨克斯坦）、奥林工程学院（美国）、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新加坡）、斯科尔科沃科学技术学院（俄罗斯）和卢森堡大学（卢森堡）等。

《从初创到一流——新兴研究型大学崛起之路》就是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形成的。

全书包括十章，第一章是对新兴大学“经验与教训”的论述，第十章是俄罗斯基金会对这些案例大学的总结，第二至第九章是八所大学的案例研究。

从篇幅上看，案例分析是全书的主体。这些大学案例都是按照一个事先拟定的统一大纲而撰写的，内容大致包括历史发展、目标与愿景、经费、治理、学科、经验与教训，系统呈现了这些大学成长的过程以及基本特征。

以第三章香港科技大学为例，这一章首先介绍了建校的背景，指出香港科技大学建立是出于这样一种需求，即“建立一所能够培养创新性领导者和企业家的大学来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的需求”，其愿景是建立“一所以科学、技术、商业和管理为主，辅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最大的挑战是“招聘具有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能力和经验的教师以及工作人员”以及经费的来源。然后介绍了大学的国际化办学和与企业保持密切联系的特色，最后讲了该大学的成功经验，即愿景、人才和经费。

编者说，“本书的目的是将这些新兴研究型大学的经验记录下来”，同时也希望“这项研究得到的深刻见解”能够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关于新兴大学的成功经验，本书第一章总结出以下若干经验。

吸引人才，认为新建大学的优先事项是“运用各种策略招揽杰出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有突出的学科特色，或者用作者的术语说，就是“利基高校”，即以科学和工程专业为主，服务国家的发展议程；打破传统学术壁垒，把跨学科作为其“院校基因”纳入学科组织之中，“绝大多数高校已经建成进一步鼓励跨学科教学、学习和科研活动的全新结构”；充足的经费，“本书所分析的所有高校在建立之初均受益于高水平的（国家的）财政资源”，而且还能“保证其他收入来源”以补充政府的经费；灵活的治理，“绝大多数大学与国家管理机构有特殊关系，因而相比各国国内的其他大多数大学，它们能够更加自主灵活地运作”，建立了“更加有利的管理体制”；国际化办学，特别是与若干国际合作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绝大多数高校都非常依赖合作高校来推动其相关的活动，尤其体现在招聘教师、开设课程、筹备课程认证和启动科研项目方面”；良好的地理位置，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洛桑和卢森堡市都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和丰富的文化生活”。

从本书作者的角度看，以上几点既是新兴大学的特点，也是其办学经验，其实也是这些大学得以崛起的影响因素。

那么，新兴研究型大学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国家纷纷出现？为什么会具有大致类似的愿景、在学科组织上有许多共同的特色？作者也试图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但主要是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角度分析了新兴研究型大学产生的原因。

作者指出，“众多原因使得创建一所大学或许比试图改革一所现有大学更为可取”，认为大学“一旦满足于现状，一般都不愿意去改变，特别是当这些改变有可能意味着现状发生根本性颠覆”，所以创建全新的高校就成为一种常见选择。

这种说法虽然有道理，但毕竟还是一种操作层面的选择，其实没有回答新兴研究型大学不约而同在世界各地产生和崛起的深层次原因。

新兴研究型大学当然可以被视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它们与传统的研究型大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有两点差异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那样，这些大学的专业设置比较有特色，聚焦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可称为“利基院校”，显然是针对某种特定的现实需求而设立的，目的性很强，而传统的研究型大学通常会注重学科的完整性，注重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结合。

第二，新兴研究型大学具有跨学科的“基因”，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壁垒，建立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体系。可以说，无论在学科重点的选择还是在科研和教学组织方面，这些新兴大学必然有其不得不另起炉灶的原因。

正如美国奥林工程学院建立者所说的，“陈旧的范式、根深蒂固的文化以及学术传统都将成为走向创新的障碍”“改变一所已经开始运行的高校十分困难，但你可以在一幅空白的画卷上大显身手”。所以这些大学在建立之初都强调要建立一所全新的、与传统大学不一样的大学。

这种追求全新模式的做法不仅是出于学科选择和教学科研组织形式的需要，还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我们注意到新兴研究型大学产生与知识生产转型发生在同一时段，就会发现新兴研究型大学的产生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就是对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人才培养方式的一种回应。

英国学者吉本斯等人在上世纪90年代观察到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认为在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背景下，传统的科学研究的理念、方法、价值等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模式II”的新知识生产模式。

简单地说，模式II的特征主要是：知识生产根植于应用之中，知识生产不是像传统上那样为了应用而完成，而是自始至终与应用同步进行；跨学科性，在应用场景出现的问题是超越学科界限的，因此根植于应用的知识生产当然不会按照学科的路径来进行；知识生产的团队是异质性的，除了学者，进入应用场景的各个方面都会参与到知识生产中来，知识生产的组织方式也因此会趋于多样；社会问责性，由于根植于社会和科技应用的知识往往直接关系到公共社会，所以知识生产也更多地纳入社会问责的框架之中，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反思色彩；知识的质量评价，不仅仅要服从学术的规则，还必须考虑到各种参与者的诉求。

就是说，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知识生产的规则、组织与理念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对整个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很难对新的知识生产模式马上做出反应。

从办学理念上看，新兴研究型大学基本是遵从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逻辑，所以它们不得不跳出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不得不跳出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相适应的传统大学模式，走全新的道路。

这一点应当是新兴研究型大学选择“全新”道路的关键所在。

吉本斯等学者所讨论的主要是知识生产模式，基本没有涉及到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但是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知识生产新模式显然会带出人才培养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新兴研究型大学除了注重新的知识重点和跨科学研究之外，无一例外地都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大胆的、突破性的尝试。

比如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设置综合性课程，由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共同教授课程，同时学生以团队形式开展跨学科项目研究”“学生们通过结构化的实习项目以及学科与产业界合作开展的其他项目来获得工作经验”。

新兴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之举，正是根据知识生产模式II的内在要求，尝试一种与知识生产模式II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而这种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只能在全新的大学中进行尝试。

由此看来，新兴研究型大学的崛起，虽然有一些外在历史机遇，比如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冲动，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但从根本上看，这些大学其实是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所催生的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它们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差异，正如知识生产模式I与模式II的区别。

新兴研究型大学因此可以看作是未来新型大学最初的实践者和开路先锋，值得特别关注。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21-12-02 第7版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