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生物医学道德伦理迫在眉睫

近年来，学界的视野逐渐从关注认知增强转为对道德增强的关注，传统道德增强的方式主要是教育，但道格拉斯、佩尔松和萨伏莱斯库提出了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概念，道格拉斯将其描述为：“如果一个人通过某种（生物医学）方式改变了自己，使自己在未来有更好的道德动机，这个人就从道德上增强了自己。”^[1]即人们可以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增强道德。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但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在当前仍然面临诸多伦理困境，是否应当运用这种方式使人向善，如何运用它，是我们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具体实施过程中，它面临着人的自主性、个人的同一性等伦理困境问题。第一，当人必须行善时，就失去了道德判断和决策的能力，以至于不知何为善、何为恶。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原理是通过基因编辑等手段调节人的道德情感，从而干预人的道德行为，同时这也使人类的自由受到了限制，破坏了人的自主性。第二，哈里斯从自由意志出发，提出道德增强后被试者只能行善而不能作恶，善对他来说只是工具性的，被试者在前后道德状态中不具有人格同一性。^[2]道德增强会影响个人情感，使自身以一种非真实的情感去面对现实社会，而失去真实的自我，对个人的同一性造成威胁。第三，从表面上来看，每个人都拥有选择道德增强的权利，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进行道德增强的资金条件，只有部分富人有条件真正进行医学道德增强，这也就更加剧了人们之间的差距，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

由于当前生物医学道德增强面临着自由、公平之类的伦理困境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进行积极的伦理建构。首先，技术相关者应当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一方面，技术开发者必须时刻将世界整体的安全放在首位；另一方面，技术管理者应当做好伦理评估工作，引导人们合理使用道德增强技术。其次，要确保人们有是否选择接受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自由，使其有权利选择如何增强道德。最后，建设媒体-机构-政府一体化的伦理监管模式，从整体上预防风险的发生。政府增强自身监管能力，规划严格监管程序，自上而下地将其落实到相关机构中，发挥机构的中介作用，将监管落到实处。同时媒体充分发挥其宣传作用，帮助公众形成对道德增强技术正确认知，提高对技术风险伦理问题的认识。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是人类重视道德的体现，但目前这项技术依然面临着自由、个人同一性、公平等诸多伦理问题，为缓解这类问题，我们当前需要做的并非一味抨击，而是需要探索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应用的可行方案，探索伦理标准，进行合理的伦理建构，引导人们合理使用此项技术，帮助人们真正实现“向善”的理想愿景。（黄海静，西南大学哲学系硕士生）

引用文献：[1]Douglas T.Moral Enhancement[J].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2008,25(3):229.[2]Harris J. Moral Enhancement and Freedom[J].Bioethics,2011,25:102-111.

来源：“科协之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