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健康应急生活圈”为代表的健康城市治理系统的建议

来源：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一、存在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大范围爆发，疫情严重，凸显出我国城市发展、治理和应急方面的短板。我国在城市发展中的空间资源配置决策以空间创造的经济性为主，对于空间的健康性考虑不足。以本次新冠疫情来看，华南海鲜市场作为潜在病原体跨界传播的源头和病患集中感染地，位于武汉人口密集区、紧靠汉口火车站，多次计划拆除而未果正是因为其区位优势创造的经济效益。为了牟利开展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配套检疫、卫生处理的不足，导致传染源的出现；人口密度高和频繁流动的交易提供了疾病蔓延的传播渠道。在城市发展决策中仅偏重空间经济性，而忽视健康性必然带来负面的健康影响。

在历史上，城市规划起源于人类对健康诉求的回应，传染性疾病曾经是现代城市规划关注的焦点问题。目前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有考虑，对新型传染性疾病（例如新冠、SARS和甲流等）的影响和空间应对考虑不足。我们需要更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空间研究、设计应对和应急处理。建议推进建设以“健康应急生活圈”为代表的健康城市治理系统。

二、建议

1. 设置 “健康应急生活圈”

规划设置居民15分钟步行范围内的健康应急生活圈，包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日常健康两个方面的设施内容。

一方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基于居委会及其设施，规划设立覆盖面广、步行可达范围的应急生活圈。在圈内设置针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和应急配套设施，包括基本监测病房、隔离区、超市等，并配备相应工作人员。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个应急圈就能及时启动响应、报送和封闭等，同时基于大数据监测和分析，对疫情等突发事件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行动指导。

另一方面针对日益增长的慢性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抑郁症等）建构健康生活圈。增加设置可达性高的绿地和开放空间、健身设施、慢行系统等，促进体力活动和社会交往，让人们可以在城市中更便捷舒适的步行、骑行、跑步锻炼，强身健体。同时强化社区层面的基本健康监测和慢性病防控设施和服务，强化照护系统，支持“分级诊疗”的实现。

2. 推进健康设计标准：

在不同层面规划、不同类型项目中，人的需求会因经济条件和社会文明水平的发展而不断提高。需要针对人民的身心健康，明确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在日常的空间管理和使用中，充分考虑空间的健康正负效应，确定健康设计原则和标准。

在方案编制过程中，要求纳入“健康风险叠加分析”，明确空间要素对公共健康的负面效应。可将公共健康的多种负面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叠加，包括污染源、热岛、潜在病原体等，综合分析评估规划区域内的健康风险点，开展防护、预防和应急规划。例如尼帕病毒则推测是人类在蝙蝠栖息地附近建设养猪场，导致猪吃了蝙蝠啃咬过的水果，造成猪的感染，传播给人类；因此需要在养猪场选址中充分判断其潜在的健康风险。部分传染病中病毒的中间宿主是家禽（禽流感（H7N9）、猪流感等），涉及到社区菜市场等设施。

同时要求纳入“健康要素品质分析”，明确空间要素对公共健康的正面效应。公共设施和场地的健康设计将减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提高生命机能和免疫力，引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林地、水域等自然要素在市域整体空间中的合理布局中也将对健康的积极促进作用。

因此应对特定设施的选址和设计编制相应的规范，在规划法或者行业标准中进行制度设计上的优化，编制健康设计原则和标准（例如建议人正在组织编制的健康城区设计标准），使城市规划针对空间健康性的考虑（例如应对传染性疾病爆发的设施应急适应设计）成为一种刚性的要求。

3. 开展健康影响评价：

强制要求城市发展大型建设项目的健康影响评价（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HIA），这是WHO大力推进、欧美国家陆续开展政策工具。可在项目实施前后和过程中均开展针对受影响居民的调查和分析，支持决策。例如美国亚特兰大市和费城均在其项目建设前期开展了健康影响评估，明确项目计划存在的公共健康影响，修订方案，避免健康隐患，促进健康效应。

我国的健康影响评价目前已由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下的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有所推进，出版了研究实践和技术手册，但在实际工作中暂未有效开展。需要在市政府层面引起重视，由市级领导牵头，由规划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联合推进，并纳入公众参与。建议通过制度或法律规定，将健康影响评价成为项目审批过程中必须完成的法定环节，否则不颁发规划选址意见书或施工许可证。

我们需要把“健康意识”纳入规划编制和实施、项目发展决策和日常城市治理过程中。建设以“健康应急生活圈”为代表的健康城市治理系统。健康城市不仅是市政设施、不仅是医疗机构，更是一套能提供宏观和长远公共健康保障的城市系统。

建议人：王兰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健康城市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