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国恩：对新冠肺炎不要过度恐慌；各地须科学评估防控措施，避免一刀切

来源：搜狐智库

新型冠状病毒在春节节前大规模爆发，疫情局势依旧严峻。截至2月10日8时19分，全国已确诊新冠病毒病例40235例，其中死亡909例。

为了遏制疫情，包括武汉、黄冈、鄂州在内的13座湖北省城市宣布封城，湖北省外多座城市也均实施了居民出行管控措施。同时，全国多地也已延迟企业复工上班时间。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近日撰文表示，封城是疫情重灾区不得已的权宜之举，但“不惜任何代价”去规避疫情风险并不明智。

在接受搜狐智库的对话时，刘国恩表示，面对此次突发疫情，中国疾病预防体制暴露出了不少短板，因此当疫情突发蔓延时，所剩的从容、科学办法不多，封路封城的措施自然成为首选。

他说，尽管封路封城能起到阻止病毒进一步向外扩散的作用，但其社会、经济的代价巨大。停工、停产、停学的“一刀切”政策必然挤占大量社会经济其他方面的资源，并且可能加剧恐慌，打击信心。

A股市场的节后开盘重挫即是表现之一。2月3日，国内股市恢复交易，出现“千股跌停”现象，总市值蒸发4.84 万亿人民币。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退到1月初甚至12月底时，有关专家能够根据所发表掌握的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数据，对其生物学特性和流行病学的传播方式、风险进行与SARS、季节性流感病毒等比较分析，并在第一时间公告大众，一方面快速启动有针对性的积极防控措施，一方面加强关于人类与病毒关系的科普认识，降低社会处于病急乱投医的大规模恐慌程度，从而避免全社会面临新冠病毒与恐惧‘病毒’的双重挑战。”刘国恩说。

刘国恩认为，由于此次疫情突然爆发，全国各地都处于如临大敌一般，不得不跟进武汉做法，相继采取封城、封路、停工、停学的强制手段，其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影响将难以估量。

刘国恩强调，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新冠病毒的传染率、死亡率都介于常规流感病毒与SARS之间。然而，新冠病毒的生物学模式虽然与SARS同类，但是其流行病模式更相似流感病毒。

根据中国CDC的数据，每年因为流感病毒的死亡人数在8.8万；同样，美国、日本等国每年死于季节性流感的也是数万人，而人们并未惊慌失措，社会管理也未采取‘战时’管控，经济活动正常运行。

他强调，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更理性和全面地分析当地所处的情况，从而做出更合理的工作安排，不要把所有的资源都压到防控疫情这一件事情上，否则将顾此失彼。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医疗资源总量很大，占GDP的6.5%左右。在有限的人均医疗资源条件下，医疗资源的需求庞大而复杂，不仅要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急需，还要满足更多更大的非传染性疾病的长期需要。”

刘国恩认为，各地在调动公共资源对突发感染性事件进行急救防控的同时，务必需要属地化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具体疫情进行资源配置。“急救行动重要，优化意识也同样重要。”

“我们目前需要尽快组织专家对全国各地疫情进行科学评估，对各地进行系统的疫区程度划分，从而根据疫区严重程度进行更为精准、科学、合理的分级防控，相信这样对疾控效果、社会情绪稳定、经济活动运行都会有更好的治理结果。从问责角度看，疫区划分也为各级地方政府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提供了政治、法规、科学的制度保障，从而有助于启动更有效、更积极的系统机制，使得全国各地政府与社会力量都能更好发挥因地制宜、积极主动、更有成效的作用。”他建议道。

刘国恩认为，中国公共卫生与疾控队伍的系统建设和应急能力有待提高。他建议，在正常时期，便需建立起一支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干预都训练有素的疾控队伍。此外，应该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将疾控队伍建设和军队建设衔接起来，以更好实现军民融合的资源共享，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做到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

“这样一来，我们既不需要在平常储备太多应对不确定性重大事件所需的人财物资源，又不会在疾控反应系统留下太大的短板，从而避免应对大规模疫情爆发时捉襟见肘的被动局面。”

刘国恩还强调，由于社会办医的规模相对比较小，救治点多，灵活程度高，应对突发事件时，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应加大社会办医的改革力度。他举例称，互联网诊断可避免医生和患者间交叉感染的风险，如果目前互联网医疗更为普遍一些，便会更加丰富疫情防控的手段。

新冠病毒防控，不至于全国都“如临大敌”

搜狐智库：当前武汉、黄冈、孝感等重疫情区的医疗资源仍旧紧张，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防疫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刘国恩：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话题。事实上，人们对于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并未处于巨大的惊恐状态，而就感染和死亡人数来看，流感也远超目前的新冠病毒。

当然，也是因为它的“新”而让人生畏恐惧，所以我们社会的应急反应犹如我们身体对新物种的入侵应急反应一样，初期很大无可非议。

但基于数周的大规模人群的干预与观察，我们对其病毒的生物学和流行病学模式的认识越来越多，有必要重新评估各地“一刀切”的立体式隔离、阻断社会经济流动的作法，有些地方的行政干预甚至层层加码。

反思我们如何正视和应对流感病毒也许不无益处。

每当季节性流感到来后，一旦个人感染流感，轻者自我药疗，重者前往医院，一个地方不行，就到另一个地方去，全国畅通无阻。当然，也是因为没有采取严格管控，传染给家人、朋友、同事以及陌生人的机率增加了不少，这是为什么每年季节性流感人群可以高达10%左右，死亡率即使低至0.1%，中国也有近8.8万人因此而死亡，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但是，社会的应对方式是在正常状态下进行，因为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的秩序并未因此打乱，从而大幅降低了我们长期面对和应对流感病毒挑战的心理、社会、经济的代价。

由于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非常少，大家不免处于极度惊恐的状态，尤其是在武汉封城之后，医疗资源的自由流动系统也因此中断。除了依靠调集其他地方的资源对其进行“体外循环”式的急救，别无他法。

毋庸置疑，武汉的情况非常特殊，是新冠病毒的原发地，实施“手术式”的休克疗法也许刻不容缓。然而，其他地方是否也要跟进类似做法，应该根据地方具体情况，理性、科学、谨慎出台最适合当地疫情的相应措施。

根据相关报道，很多地方发生很少、甚至未有检出一列病毒患者，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其城市、农村进行立体式的全面阻隔，似乎在参与一场城市阻隔竞赛。很多三级医院为了调集资源，大幅集中力量防范潜在的新冠病毒风险，不得不停止或大幅推迟包括手术服务在内的若干重要诊疗服务，患者也因为情况特殊而不得不配合拖延诊疗。

问题是，如此“一刀切”的方式对其他重大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COPD）的延误影响究竟有多大，现在不得而知，也难以在当下进行科学评估。但其代价或机会成本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暂时被忽略而已，终究得偿还。

当然，如此影响远不止于医疗服务业。很多生产企业未来都会面临巨大挑战，从目前的股市情况就看得很清楚了（编者注：2月3日，国内股市恢复交易，出现“千股跌停”现象，总市值蒸发4.84 万亿人民币）。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医疗资源总量很大，占GDP的6.5%左右。在有限的人均医疗资源条件下，医疗资源的需求庞大而复杂，不仅要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急需，还要满足更多更大的非传染性疾病的长期需要。

因此，各地在调动公共资源对突发感染性事件进行急救防控的同时，务必需要属地化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具体疫情进行资源配置，急救行动重要，优化意识也同等重要。

搜狐智库：疫情的确需要从容面对，但问题是，民众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传染病时如何做到不恐慌？

刘国恩：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病毒太“新”了，大家在预判上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冷静下来，客观分析新冠病毒与人类熟知病毒的影响，我自己感觉还是存在相当大可以更为理性应对的空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到今天为止，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无干预条件下的平均人传染人数为2.2-2.68人左右，SARS为3人，流感病毒为1.3人。因为不同干预的原因，实际感染人数的差异会相当大。不过，根据目前国内外确诊的样本观察，武汉原发性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仍然占绝大多数。

基于多个国家从武汉撤侨的样本检查，全人群的原发性感染率可能在1%左右。因为撤侨样本源自武汉，又经过所属国家精准检查，其结果要比基于一个城市人群的观察更可靠。

比如在日本撤走的565人当中，经过对每个人的精准检查，最后结果是8人确诊感染，即1.5%。据此可以推算，武汉作为千万级常驻人口的城市，保守估计的潜在感染人数可能高达10万人左右，当然这仍远低于流感病毒实际感染的人群。

再看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根据目前汇总的系统数据，基本上稳定在2.1左右，远低于SARS，高于流感病毒。不过，目前的死亡人数主要集中在武汉地区，其他城市的死亡率非常低，接近季节性流感的程度。如果基于新冠病毒的潜在感染者在10万左右的估计，死亡率其实也在0.5%以下。

由此可见，新冠病毒虽然在生物学上与SARS同类，但其流行病学的影响模式则更类似流感病毒。根据日本《东京新闻》2月7日报道，日本学者根据中国数据测算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新冠病毒的致死率高于流感，但显著低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因此，我们有必要尽快评估新冠状病毒的风险和各地干预手段的优化程度，从而启动第二阶段更为科学理性、因地制宜的防控工作。

搜狐智库：地方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做到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

刘国恩：我觉得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更理性、更全面地去分析当地所处的情况，从而做出因地制宜的合理安排，不要把太多资源都“一刀切”式地压到一件事上，否则付出顾此失彼的更大代价在所难免。

总之，我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努力，多些理性力量参与到防控疫情的工作中来，避免让我们付出的社会稳定、经济下行的代价超过病毒本身对我们的伤害程度。

人类其实每天都在不确定性中生存，我们事实上必须接受与不同程度的风险相伴同行。不是吗？我们坐飞机，无法排除坠机的风险，但仍然得飞吧，因为不飞付出的代价更大；我们开车、乘车，不能排除车祸风险，但仍然还要开车，因为不开的代价更大。

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因此，确实需要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克服有关新冠病毒的心理恐惧障碍，不能让病毒攻击我们身体细胞的同时，还要摧残我们的心灵，动摇我们的信心。

我们必须要夺回防控病毒的主动权，首先得从停止自我惊慌开始，不要先于病毒在心理上自我击垮自己。

作为政策建议，我们目前急需尽快组织专家对全国各地疫情进行全面、科学评估，对各地进行系统的疫区程度划分，从而根据疫区严重程度进行更为精准、科学、合理的分级防控，相信这样对疾控效果、社会情绪稳定、经济活动运行都会有更好的治理结果。

从问责角度看，疫区划分也为各级地方政府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提供了政治、法规、科学的制度保障，从而有助于启动更有效、更积极的系统机制，使得全国各地政府与社会力量都能更好发挥因地制宜、积极主动、更有成效的作用。

封城后的武汉（图源自网络）

“中国疾控体系仍然存在不少短板”

搜狐智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其实我们在早期的应对措施是比较缺失的。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方面，尤其是疾病的预防体制方面，我国还应做哪些方面上的完善？

刘国恩：加强和完善国家疾控体系与常规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退到1月初甚至12月底时，有关专家能够根据所发表掌握的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数据，对其生物学特性和流行病学的传播方式、风险进行与SARS、季节性流感病毒等比较分析，并在第一时间公告大众，一方面快速启动有针对性的积极防控措施，一方面加强关于人类与病毒关系的科普认识，降低社会处于病急乱投医的大规模恐慌程度，从而避免全社会面临新冠病毒与恐惧“病毒”的双重挑战。

由于疫情突然爆发，全国各地都处于如临大敌一般，不得不跟进武汉做法，相继采取封城、封路、停工、停学的强制手段，其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影响将难以估量。

针对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的工作，国家必须得有一支常备的快速反应队伍，其中最主要的力量当属国家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的公共卫生与疾控体系在经过2003年“非典”警钟之后，通过国家专项投入和国家医改等重大举措，其应对机制和能力得以长足发展。

尽管如此，通过此次应对武汉新冠病毒的“检阅”，我们发现中国疾控体系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国家有待进一步加强疾控体系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干预的更大投入和常规建设。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的工作在全球化大背景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全球化的相互关联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更表现在本国各地纵横交错的庞大体系当中。

从人类过去100多年所经历的重大威胁来看，国家之间的人类战争造成了数以千万的生灵涂炭，但人类在与微生物种的战争中伤亡更大，其中最具威胁和杀伤力的当属病毒（包括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非典病毒、流感病毒、以及现在侵入的新冠病毒）。

因此，为了人类的健康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长期追求，我们有一千一万个理由加强、加大对国家疾控系统的长期投入和常规建设，其紧迫性和重要性应该提高到与国家军队、国防建设同等重要的程度。

现代社会的治理，之所以需要投入和维持军队、警察、消防等庞大队伍的常规建设，其本质都是为了应对社会重大不确定性事件的挑战。

考虑到人类社会如今和未来面临的重大疾控风险，而防御队伍和应急体系的建设耗资巨大，机会成本都很高，因此有必要研究能否以及如何构建国家军队与疾控队伍、技术手段、以及系统平台的共建共享。也许，本次新冠病毒为我们探讨如何更好构建军民融合的防控体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总之，人类必须做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挑战，包括流感病毒以及此次新冠病毒，不能指望一次战役就可能将其彻底消灭之，所以抗击新冠病毒的措施务必要加大科学、理性的力量，做好长期面对病毒打扰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源、技术手段以及公众理性认知的准备。

搜狐智库：我们和国际卫生机构，以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事务上还可进行哪些方面合作？

刘国恩：如果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话，其利当然是大幅降低了人类资源流动的交易成本；其弊呢，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地区间、人口间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这为如新冠病毒的微生物种攻击人类提供了巨大优势。

病毒不问人类的政治、国籍，也不问人种肤色，所以在病毒面前，人类能够找到最大的共同利益，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有共同基础的价值支点。

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各国在应对威胁人类生命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共同研发有效技术、共享有关信息资源、共同参与疫情防控的合作关系应该是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力量。

事实上，从本次抗击疫情事件上，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WHO、欧洲、日本、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重要的关切，并启动了越来越多的来自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中国抗击病毒疫情的援助工作。

其中，中美之间的合作和支持关系尤其突出。虽然受制公共财政约束，来自美国政府的直接支持有限，但来自美国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仍然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因此，可以预期，通过此次应对新冠病毒的共同挑战，中美关系的利好发展有了更多更广的合作前景。

应对突发事件，社会办医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搜狐智库：民营医院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过程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国恩：社会力量办医的最大优势就是填补市场需求短板的供给反应快速、灵活。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社会办医其实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因为社会办医的规模相对比较小，灵活程度高，流动程度大，决策流程短。

当然，社会力量的爱心和实质性行动也从未逊色，这在“非典”、汶川大地震事后的援助统计中都表现非凡，令人动容。

另外，如果互联网医疗、远程医疗等能够发展得更多更好的话，此次抗击新冠病毒的医务人员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可以降低一些，综合效果也许可能再好一些，因为互联网诊疗减少了有条件开展其服务的部分地区、医院的医生深入疫情一线进行救治的必要，从而降低了部分医患交叉感染的风险。

回头反思过去的相关监管工作，我们在互联网医疗方面的监管条例更多还是基于非传染性疾病的诊疗利弊作出的决定。

现在看来，如果把传染性更大的疾病诊疗和防控需求考虑进去的话，互联网诊疗的有利优势更大一些，因此准入监管的尺度就可以适当改进或放宽一些，从而发展得更快更好，当然这并非与逐渐提高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安全质量相矛盾。

搜狐智库：如果社会办医的改革加快，民营医院的数量更多的话，它是否可有效缓解目前疫区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

刘国恩：客观效果上看，答案是肯定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服务定位上看，社会办医并非是应对突发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主力军，因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长期投入和资源储备，短期回报很难实现，这是公共财政支持的国家疾控力量的中心职责。

社会办医的力量既不具备这个能力，也没有如此的义务，但这并不妨碍社会办医自主积极参与应对突发社会公共危机的救灾抢险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