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忆竺可桢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学术资讯

家国情怀是我们国家与民族永远追求的目标，是国人对祖国高度爱戴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是科技、教育工作者开拓进取、勇攀高峰的精神支柱。竺可桢先生就是一位倾毕生之精力，厚植家国情怀，践行使命担当的科学家、教育家。

爱国情怀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那时的中国饱受着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积弱不振。强烈的爱国情怀让少年竺可桢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发奋读书。1910年，他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

因为“中国以农业立国，万事农为本”，竺可桢选择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3年，他获得农学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主修气象学，开始将中国及远东的天气与气候现象作为研究方向。他的硕士论文以《1900-1911年中国之雨量》（Rainfall In China ,1900-1911）为题，发表于1916年出版的美国《每月天气评论》（Monthly Weather Review）。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篇以中国为主题的比较系统的近现代气象研究性文章，也是他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的首篇学术论文。1918年，他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he Typhoons of the Far East）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竺可桢深感西方列强因科学发达而实力强大，自己的文明古国却因长期愚昧落后国力每况日下，更加坚定了“科学救国”的志向。1916年，竺可桢在美国参加了以提倡科学、传播知识为宗旨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首届年会。他被选为董事，担任《科学》杂志的编辑。

竺可桢在昆明西山气象台

1936年起，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带领这所普通的地方性学校在困厄中崛起，一跃而居于全国少数著名大学之列。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之后，仍兼任了十年气象研究所所长，负责气象所的重要所务，在事关国家气象事业的决策性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协同各方促成政府系统的气象局（1941年建立）统筹管理全国的民用气象业务；在浙大开始（1940年）培养气象领域的研究生；争取公费留学名额，培养气象高级人才；推荐赵九章主持气象所；坚持反对驻华美军总部干预我国主权，将政府系统的气象局改隶国防部（实际并归中美合作所）的要求。

1941年9月21日，中国科学社在北碚召开社友会观察日全食（前排左一王家楫，左三钱崇澍，左四曾昭抡，左五竺可桢）

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举行首届院士选举，竺可桢高票当选为气象学科的院士。

科学精神

新中国建立，国家百废待兴。在行将耳顺之年，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积极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和新中国的科学事业。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

1969年11月11日，竺可桢就钓鱼岛主权问题致函周恩来总理：“钓鱼岛在东海大陆棚上”，“国际惯例以海深200公尺以内为大陆棚，毗连国家有权可以在海底开采矿产。而钓鱼岛与冲绳之间，却隔有1000—2000米深海，所以从深度和距离看来，钓鱼岛附近石油开采权统应归我国范围。日本觊觎已非一日。”竺可桢建议：“似乎此时我们应作一消息，声明钓鱼岛地区油田开采权应属于我所有，以为日后有必要时作为外交部正式抗议地步，同时也可警告台湾蒋帮勾结日美出卖国家权利的企图。”在竺可桢等人的努力下，1970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刊文《佐藤反动政府玩弄妄图吞并我钓鱼岛等岛屿新花招》，指出“钓鱼岛等岛屿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72年10月，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明确将钓鱼岛海域划入中国版图，并用大字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来源孔夫子旧书网）20世纪初，随着西方先进科学的引进，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被一些知识精英所遗忘或忽视，于是学术界开展了持续数十年的“中国有无科学”的大讨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竺可桢积极参与讨论。在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二十周年广播演讲《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中，竺可桢指出：“中世纪以前，世界三个重要的发明，罗盘针、纸和活字版，统是中国人的发现。有了罗盘，哥伦布才能达新大陆；有了纸和活字版，造成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生物学统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近代的试验科学，中国是没有的。实验科学在欧美亦不过三百年来的事。意大利的伽里略可称为近代科学的鼻祖，他是和徐光启同时候的人。在徐光启时代，西洋的科学并没有比中国高明多少”。他分析了近代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他认为，实验科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人们的双手。伽利略为了追求真理，认识大自然，不怕被指责为“异端妖妄”，大胆挑战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他的比萨塔试验举世闻名，所用的工具除了两个一小一大的球以外，就是一双手。正是凭着这种科学精神，西方的近世科学才开始发达起来，而中国的“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圣贤传统使中国士大夫只追求功名，鄙视劳作，严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中国要讲富强，要发达实业，要追上欧美的物质文明，必须要发达实验科学。”竺可桢严厉批评了当时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和“摩托救国”、“飞机救国”的口号，认为“我们固然应当提倡科学的应用方面，但更不能忘却科学研究的精神。”

竺可桢论文《科学之方法与精神》原文刊载于1941年国立浙江大学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第一期，1～7页在

《科学之精神与方法》一文中，竺可桢强调：“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乎在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 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竺可桢认为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

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

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以科学史振奋民族精神

1937年，中国科学社出版由竺可桢、卢于道和李振翩合编的《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竺可桢得出如下结论：“欲复兴中华民族，首先当明了其历史背景。我国历史，从考古方面所得，夏朝已入新石器时代，殷朝已入青铜时代，最早约在四千余年之前，较之世界上任何最先开化民族，并不稍晚。自秦汉统一以后，而魏晋六朝，而唐，而五代隋元，而明，而清，共三盛三衰，民族集团逐渐扩大，民族意识极其坚强。晚近之衰，完全因缺乏欧西科学文化之所致。故以后当以固有之民族自信力，去树立科学文化，即不难达到四次再兴之目的。”

《科学的民族复兴》1937年竺可桢著（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竺可桢号召“以科学方法研察吾国民族。夫起膏肓，箴废疾，壮心胆，励志节，悉今日之急务”。自1840年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二十八星宿起源地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竺可桢在浙大校务日理万机的空隙，查阅了大量中外学者关于二十八宿论著和殷墟甲骨文字的气象文献，科学地推断出了中国是二十八宿之起源的论断。他的论文《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发表在1944年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第34期。他在文中写道：“我国有二十八宿，印度亦有二十八宿，埃及、波斯、阿拉伯亦有二十八宿。近百年来，欧美人士对于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争论颇为激烈，或主印度，或主国人，或主巴比伦，而国人对于此问题，反懵然若无所知，宛若二十世纪初叶，日俄以东三省为战场，而我反袖手旁观也。”竺可桢代表中国人放了可贵的第一枪，极大地震动了世界科学史界。虽然竺文将起源时代定得过早（后作了修正），但文章取材丰富，论证精详，至今仍是研究这个问题首屈一指的作品。为了摆脱西方的封锁、制裁，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19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的报刊杂志加大中国古代对世界科技伟大贡献的宣传力度。1951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竺可桢的《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一文，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有注重实用和历史悠久的两大特性。文章最后写道：“我们回顾郭守敬以前张衡、虞喜、刘焯、一行、沈括等的伟大创造，以及千万天文工作人员积时累世的劳动成绩，我们可以很自信地在人民政府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物的文教政策领导之下，给以相当的时间，我们的天文学，和旁的科学一样，必会有更灿烂光辉的成就。”同年3月起，上海《大公报》开辟了“中国的世界第一”专栏，邀请竺可桢、梁思成、钱宝琮等著名科学史专家撰文介绍古代中国最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就，共计发文19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竺可桢写了《历学》《天象记录》《二十八宿与浑天仪》《恒星本动的推断》《指南针应用与航海》《气象仪器》《天气歌谣》《气候记录》《子午线的测量》等九篇短文。他在《气象仪器》这样说：“在气象仪器方面，雨量器和风信器统是中国人的发明，算年代要比西洋早很多…… 张衡的候风铜鸟，和西洋屋顶上的候风鸡相似。西洋的候风鸡，到十二世纪时始见记载，要比张衡候风铜鸟的记录迟到一千年。雨量器也是在中国最早应用的。宋秦九韶著《数书九章》，其中有一算题，乃关于算雨量器之容积…… 据我们所知道的，西洋到十七世纪才用雨量器。”

竺可桢，图片源于大洋网

竺可桢对徐光启（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推崇备至。1933年，他撰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纪念徐公逝世300周年。1962年，竺可桢发起组织了徐光启诞辰400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出版《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一书。竺可桢在序言中，将徐光启与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进行比较，认为徐光启比培根伟大得多，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吾人今日之所以纪念光启，也正以光启一生为祖国的生产繁荣而奋斗，为科学事业的经历而奋斗。”

1954年8月27日，竺可桢在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文章中指出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性和爱国主义的现实意义，讨论了中国古代自然记录及重大发明对现代科技的价值和对世界科学、文化史的贡献。“总之，我们古代所积累的自然科学材料异常丰富，我们再不能置之不理，任其埋没于故纸堆中了。自然科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优秀民族包罗一切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的文化史说得甚少…… 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该文是竺可桢一生科学史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是科学史学科在中国步入建制化阶段的一个信号，被载入了史册。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推荐下，竺可桢于1958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1961年，增选为院士。

1964年，郭沫若（前排左三）、竺可桢（前排左二）等在北京会见英国学者李约瑟（前排左四）（照片由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友情提供）

晚年的竺可桢尽其毕生之力，以惊人毅力及科学智慧，于1972年撰写成《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开启了将中国气候学研究与全球气候变化相衔接的大门，开辟了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新途径，开创了一门影响国际科学界的新学科——历史气候学。哲人远去，风范犹存。今年3月7日，是竺可桢先生诞辰130周年，我们缅怀竺老先生“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继承他“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使命担当，就是对竺老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