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在《细胞》撰文：武汉疫情暴发前可能存在无症状感染者之间隐匿传播

来源：科坛春秋

新冠病毒的来源是目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3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兼职教授张永振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玛丽·巴希尔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所的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以及在顶级学术期刊《细胞》（CELL）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SARS-CoV-2起源和出现的基因组学观点”的评论文章，解开了一些公众的疑惑。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2月26日，张永振、霍尔姆斯等就获得了武汉中心医院一名患者的病毒样本。1月5日凌晨，研究团队从样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GenBank：MN908947），并立即报告了相关部门。1月11日，研究团队在病毒学网站（virological.org）发布了所获得的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他们也成为了全球最早公布该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团队。

新冠与2013年云南蝙蝠样本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通过对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的比对，发现nCoV-2019与他们在2013年从中华菊头蝠中分离出的冠状病毒RaTG13有96％的相似性。这个信息引发了社会上很多争议。

在此次的评论中，两位作者提到，新冠病毒和2013年在中国云南中华菊头蝠样本发现的RaTG13病毒在核苷酸序列水平上相似性为96%。尽管存在这样高的序列相似性，但新冠病毒和RaTG13在许多关键的基因组特征上尚存在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新冠病毒包含了S蛋白S1和S2亚基交界处的一个多碱基（furin）酶切位点插入（PRRA残基）。

而正是这种插入可能增加病毒的传染性，但在其他相关的β冠状病毒并不存在。

此外，新冠病毒和RaTG13的受体结合域（RBD）也只有85%的相似性，并且在6个关键氨基酸残基中只有一个是相同的。

比较新冠展现出的序列和结构表明，新冠病毒的RBD能与人类ACE2受体结合，有较好的适配性，SARS-CoV也利用了该受体。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云南的马来菊头蝠中采集到的粪便样本中发现的一种新蝙蝠冠状病毒（RmYN02）中也观察到S1/S2裂解位点PAA氨基酸的独立插入。两位作者认为，这些插入事件反映了冠状病毒正在进行的自然进化。

大自然的多种哺乳动物存在冠状病毒

尽管蝙蝠可能是这种病毒的宿主，但它们与人类之间的生态隔离使得其他哺乳动物作为“中间宿主”或“放大宿主”成为可能。在中间宿主中，新冠病毒能够获得部分或全部有效的人类传播所需的突变。在SARS和MERS事件中，果子狸和骆驼分别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么新冠的“中间宿主”是什么呢？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管轶教授、广西医科大学胡艳玲教授的团队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在走私到中国南部（广东和广西）的马来亚穿山甲中发现了与新冠病毒密切相关的病毒。两位作者认为，这充分表明更多样的β冠状病毒存在于大自然的多种哺乳动物中，但尚未开展调查研究。

两位作者将新冠的出现和迅速传播称为“一场‘完美’的流行病学风暴”。这种具有相对高毒力的呼吸道病原体，具有跨越物种界限的不寻常本领。而事实上，流行病学建模表明，新冠病毒在武汉封城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而这种传播可能就是通过无症状感染者进行的。

病毒可能在人群“隐秘传播”阶段发生关键突变

两位作者认为新冠病毒在人群中出现的时间可能比设想的更早，甚至不一定是最早出现在武汉，但由于无症状感染现象而未被检测到。最关键的是病毒在人传人过程中逐步演化出了关键突变，可能包括上述的RBD和福林酶切位点插入，从而变得极具传染性的病毒，形成在人群中的暴发流行。

冠状病毒显然具有跨越物种界限和适应新宿主的能力，尽管与其他一些RNA病毒相比，冠状病毒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尚不清楚。所以两位作者预测，未来会出现更多的冠状病毒。

考虑到野生动物中病毒巨大的多样性及其正在发生的进化。两位作者认为降低未来暴发风险的最简单和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或许是，尽可能地限制接触动物病原体。虽然人类与动物世界的亲密关系意味着我们无法建立牢不可破的壁垒，但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应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与措施，并将所有哺乳动物（或许还有禽类）野生动物从市场中清除出去，将提供一个重要的缓冲。

新冠疫情终将结束，但是病毒学家与冠状病毒的战斗可能是永恒的。五年来，张永振实验室利用宏基因组学建立的病毒发现的新体系，在国际上就率先发现了2000余种全新的病毒。

张永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这条特殊战线上的战斗工作，“传染病要从生态学的角度去认识，病毒只是生物圈的一员，还存在着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病毒，我们能做的就是早发现、早识别、早解析、早预警，从而实现精准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