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H院长柯林斯：科学，信仰和COVID-19

来源：世界科学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是2020年获得110万英镑（合960万人民币）邓普顿奖的科学家。这项用以表彰宗教事业发展的奖项设立于1972年，在2001年以前都被人叫作宗教促进奖，后更名至邓普顿奖。马丁•里斯、弗里曼•戴森等也曾获得过该奖。

柯林斯先后获得了耶鲁大学的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医学博士学位。医学院毕业后，他加入了密歇根大学。1993年，他进入NIH，成为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NCHGR）的负责人。自那以后，他一直为NIH工作，并于2009年晋升为院长。

柯林斯在研究生涯早期对发展“染色体跳跃”（chromosome jumping）技术——一种加快DNA片段克隆的方法——做出了很大贡献。

后来，他又改良得到了一种定位引发疾病的基因的方法，并借助此方法，与同事们一起查明了与其他疾病有关的导致囊性纤维化的基因。

在NIH，他领导了国际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此计划旨在识别和绘制人类基因组中30亿个核苷酸，并于2003年完成。

柯林斯获得了众多荣誉和成就，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获得由小布什总统与奥巴马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以及国家科学奖章。

柯林斯对宗教的思考在学生时代完成了从不可知论到无神论的改变。之后，他在医学院与患者沟通时，开始了对自己的追问，而这种自我探询又使得他逐渐转向了基督教。

他在2006年卖的最火的畅销书《上帝的语言：一位科学家提出的信仰确据》（The Language ofGod: A Scientist Presents Evidence for Belief）中讲述了这段心路。

2009年，他和妻子创立了基金会——BioLogos，旨在促进探讨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

眼下，柯林斯表示自己将“每一个醒着的钟头里以及一些睡梦里的时间”都花在应付COVID-19上。

美国科学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于近期采访了柯林斯。这位NIH院长在访谈中回忆过往的研究生涯，表达了对于科学和宗教的观点，也谈及了关于COVID-19的一些话题。

如您曾说的那样，您的教育经历是一段从“量子力学到医学院”的旅程，您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我上10年级时的化学老师让我意识到，像侦探一样去努力寻找科学谜题的答案是令人无比兴奋的。我上大学后主修化学。

热力学、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真的是引人入胜的领域，它们将数学与对原子和分子行为的研究交汇贯通在了一起。

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我去了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研究课题完全是一个理论项目——简单地说，就是用理论物理的方法论去解决化学问题：计算通过氢气产生质子时，粒子平动态和振动态之间的能量转化。

那是在1970年代初期，所以这项目只关乎铅笔、白纸和装满用Fortran编写的计算机卡的盒子。

但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视野有些狭隘，我完全忽略了生命科学。我有一个研究生朋友正在试图用重组DNA搞出些名堂。我意识到生命科学有逻辑、有信息内容（DNA），从业者是可以采用定量方法研究的。而这个领域还缺乏物理模型和数理工具的支持。

这个想法使我陷入两难境地。

我正在物理化学专业的博士研究里奋力前进，突然之间却发现前方的道路不止一条。我在惊讶中陷入了关于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正确的困惑；而且要知道我当时已经结婚并育有一个小孩。

最后，我决定申请就读医学院的课程，以此让自己保持学术视野的开阔。

您是如何从无神论者转变为坚定的基督徒的？

转变是从我在医学院的三年级（当时需要接触患者）开始的。患者中有许多都病况严重——无论医生怎样挽救，他们都无法逃脱死亡。看着别人一天一天地接近人生尽头面对死亡的经历对我有很大触动。

曾有一位患者问我：“好吧，医生，你信仰什么？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的信仰了。你呢？”我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给不出问题答案。

自那以后，我开始了另一段旅程。坦率地说，我本以为这段旅程将令我更坚定无神论的，可结果大相径庭。

对您来说，信仰和科学是彼此联系还各自殊途的呢？

我认为他们之间联系紧密。

在27岁成为基督徒时，我已经投入了很多精力研究遗传学。人们说我会脑子炸开，因为这两种世界观无法共存，但这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

如果我想了解一些有关自然界的知识，科学就是我的理解方式。但有些问题不太适合科学：

一旦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就认识到信仰是寻找真理的另一种方式。

您的信仰是否引发过争议或冲突？

科学界一直待我很好。诚然，作为密歇根大学初级教职人员，我并未过多袒露自己的宗教信仰。

我确实遭遇过一些批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关于科学和信仰的大多数讨论都以极端的声音为主流。

一方面是无神论的强硬论点，即信仰是非理性的，且比人类历史上其他事情所造成的伤害更大。另一方面，也有原教旨主义观点在否定科学发现。而大多数人更倾向于站在中间立场。

我在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快要结束时决定，也许我应该多谈谈自己的观点。我发现谈论信仰和科学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是在与学生的对话中。他们渴望讨论这些世界观以及它们如何融合在一起——而非作为无法重叠的矛盾观点——并共存在一个人的心中。

这是基金会BioLogos的切入点？

《上帝的语言》在出版后获得了那些想进一步深入探讨信仰与科学间对话的读者的热烈欢迎。我收到了数千封电子邮件——这也推动了BioLogos的创立。我认为BioLogos是目前圈子里流量最大的平台。很高兴看到它的成长。

作为NIH的院长，COVID-19是怎样改变了您的生活的？

我自己此前的科学生涯从未感受过类似的紧迫感。我们不能错过任何机会或是犯下一点错误，同时我们也必须快速地判定方向，着手研究。

不久前，我组织了“加速COVID-19治疗干预和疫苗”（ACTIV）团队。它由18家公司，以及NIH、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美国疾控中心（CDC）、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和美国国防部组成。我们都在努力加快项目进度。

目前有100多种疫苗正被开发。其中有4～5种看起来有戏，但都必须再经严格测试。我希望到2020年年底，可以为高风险人群提供数百万剂疫苗。

失败是必然的，并非所有努力都可以换来好结果。正因如此，我们也就需要一个潜力疫苗清单，一个潜力治疗方法清单，以及一个诊断测试平台清单。就算清单有其一半失败了，只要另一半有效，那我们也就成功了。

诊断、治疗和疫苗是三大抗疫关键。但我们也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努力。

例如，我们要了解一些儿童所患上的奇怪的综合症——似乎与COVID-19有关；我也担心此次大流行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人们害怕感染病毒，也忧虑自己的经济状况。我们需要了解这类情况，并为大家提供帮助。

NIH如何为COVID-19相关工作提供资金？

NIH 420亿美元年度预算中的一部分会提供资金支持；国会也另外提供了3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用于针对COVID-19的最紧迫研究。这些资金让我们的行动更为大胆麻利。

物理学家如何为应对COVID-19做贡献？

要开发快速准确的病毒诊断测试新方法，需要具备物理、工程、机器人和光学等方面技能的研发人员。

不久前，我们开始征求更多创新想法。我们也将建立一个由业务专家、工程专家、技术专家和扩展专家组成的团队，以评估那些想法是否可以迅速转变为有所作为的东西。

如果有戏，我们将提供资金来帮助改进方法。为通过逐步严格的测试使这些想法上马，我们将提供大量资金用于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扩展和部署。

我们曾以为可能会收到几十份申请，不过实际申请单位数是以千为单位计量的，其中有许多由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领导。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提供帮助的绝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