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广:以供需两端双向发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科技工作者之家 2020-09-01

来源:人民智库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抓手,是决定我国能否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长期战略目标的关键,是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选择。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则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小广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我国已成为中高收入国家的同时,发展质量仍然不高也是当前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而要根本扭转这一不利局面的举措就是要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加快提升供给和需求质量,并形成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

如何着力推动供给、需求两端质量有效提升?

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注入新的报酬递增动能。从根本上扭转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主要是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要通过在重点制造业延长产业链、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来提高产业、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范围,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公共服务产品的更高期待;积极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积极培育消费新热点,鼓励与消费者体验等相关产业加快发展,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促进消费升级。尽快启动税收结构改革,全面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对内开放水平,提升整体公共服务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树立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促进生活方式绿色化。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大力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

01

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供给和需求两端质量均不高

历史经验表明,高质量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增长进入不可逆转的下降通道并出现普遍的报酬递减之后,所采取的继续向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战略调整。高质量发展不是没有根据的冥想,恰恰相反,它是基于我们对先发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总结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避免新兴工业化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是由高速增长的单维阶段转变为强调发展质量的多维阶段,经济发展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体现在供给和需求两端质量的提高。

供给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生产环节的效率提升和创新能力的增强,同时也会对消费结构升级产生影响,高质量的供给通过提供更多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加速消费结构升级。

需求质量的提高一方面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会倒逼供给质量的升级,并与供给质量之间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供给与需求的协同升级是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最有效途径。

供给质量不高,难以满足新阶段发展需要。提高供给质量就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长期以来,我国高速增长下的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使得供给质量提升缓慢,尽管我们拥有全球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和配套网络,但中低端产品依然占据市场的主体。高端产品相对缺乏,一方面使我们在分享全球产业链分工所形成的利润“蛋糕”中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加大了产业链在贸易争端或者全球突发事件中断链的风险。

造成供给质量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素质量不高,难以满足高质量生产的需要。要素质量既体现在要素配置的效率上,也体现在要素本身的质量上,前者是决定生产效率的关键,后者是决定社会生产质量的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商品市场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的自由配置,但要素场的行政干预依然较强,行政性垄断会明显降低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要素市场化配置不足,造成了要素资源在城乡、地区、行业之间错配的乱象严重,一方面会降低配置效率、增加制度性成本;另一方面也会诱发寻租行为,损害政府信用。要素配置行政性干预体现在“土地资源”上有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流动错配的矛盾(建设用地区际空间错配一方面加剧人口流入及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稀缺程度,人为造成地价和房价高企,催生房价泡沫;另一方面人口流出或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地区却因为建设用地指标过分充裕而建设了大量低效的工业园和新城,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加重地方政府债务);

而体现在“资本”上则表现为资本结构市场化不足,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间接融资比重过大,且具有明显的向国有企业倾斜的特征,导致私有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突出;体现在“劳动”上则表现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及身份歧视,导致了劳动力的资源错配,使得劳动力难以配置到最能发挥价值和能力的岗位,不利于经济增长;体现在“技术市场”上则表现为职务科技成果的产权制度落后,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低,产学研一体化进展缓慢;体现在新兴要素上,如“数据”层面则表现为数据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监管等方面存在瓶颈和机制性障碍,导致数据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低下,这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数据孤岛导致的数字治理没能发挥应有作用就可以看出。

而要素本身的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教育与人力资源积累不足上,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之下,这一问题就更加凸显。贸易摩擦背后是科技、人才之争,正是因为国内高水平人才与美国差距明显,才使得我们在面对其对我高新技术领域人才不断升级的“出口限制”时,不得不承受人才断层的阵痛。在高端人才培育上,尽管我们的高等院校数量和规模非常庞大,但世界级的学校数量和质量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基础研究的软实力相对较弱;要素自身质量不高还包括生产资料方面,表现为我国原材料制造工业大而不强,高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共存,市场供求矛盾突出,如我国粗钢产量占世界一半,但精钢却需大量进口。特别是新材料方面的研发一直滞后于装备制造,使得重大装备、重大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常常要“等米下锅”,严重制约了高端制造工业的发展。

二是创新能力不足、产出效率低下则是经济下行压力反复加大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说明我国面临较为严重的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尽管从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来看,近些年我国处于持续追赶过程中,2018年排名已经到全球第17位,多项指标处于领先地位,但同美国相比,我们存在高质量创新成果差距较大的问题。如在含金量最高的三个指标:知识产权收入占贸易比重、软件支出占GDP比重、论文引用数量上,美国都是第一,而我国则分别仅排在第66、23、14位。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创新要素质量不高的原因,也有创新制度、创新环境等问题,而创新回报率长期偏低才是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投机回报率的严重偏高极大挤压了创新的回报空间,使得创新的原始驱动力大量丧失。

三是制造业、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缓慢,导致制造业整体质量偏低。制造业在总体上表现为大而不强,部分中低端产业长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高技术产业和消费升级相关制造业的增长基础不稳固,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能力不足;而服务业在总体上表现为发展不充分和层次低,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高端部分占比不高。从农业来看,高品质的农副产品供给明显不足,无法适应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和安全明显提高的需要。

四是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不高。公共服务质量是评价国家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它即体现了居民享受的生活保障水平,也代表了政府服务社会的能力。近年来,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逐渐完善,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供给结构上看,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失衡,大量优质资源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而广大的农村和落后地区人们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匹配;从供给质量看,表现为公共服务投入和社会评价不一致,“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住房难、住房贵”等问题虽有缓解但仍然突出,总量供给不足与质量效益不高的新老矛盾相互交织,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进入徘徊期。

需求端质量不高限制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使消费潜能难以实现充分释放。2012年以来,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消费主导型经济正在逐步形成,强大的消费市场将对高质量发展形成强大的需求支撑,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增长。

从新动能的发展来讲,过去我们比较强调供给新动能的培育,而相对忽视需求新动能的培育,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首次提出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目的就是培育供求双方的新动能,从供需双方共同发力来推进高质量发展,以克服眼下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和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风险挑战。

从当前的需求市场来看,尽管我国已经算得上世界需求大国,但同美国相比,差距还相当明显,尤其在需求质量上,目前我国的消费市场规模仅及美国的1/3,而同期我国GDP总规模已接近美国的70%,消费增长落后是重要的事实,也是我们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主要依据和发展优势所在。我国人均消费总量目前仅及美国的8%,有巨大无比的消费潜能等待释放。

需求端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资质量不高。作为“三驾马车”中的重要一驾,一直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尽管消费主导型经济已经形成,但高质量的投资依然是经济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面对突发性事件导致的经济大调整时(如金融危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工具包”里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但近些年的实践表明,投资的带动效应已经明显下降,其原因在于投资质量长期没有得到改善。投资质量不高既体现在投资的结构不合理,低端、低效投资偏多,而高质量创新型投资严重不足,生态保护、民生等短板投资长期不足,导致企业的外部成本过高,还体现在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偏低。

另外,还体现在投资“脱实向虚”的问题日益突出,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不断加剧。政府和私人是投资的两大主体,实践表明,在竞争性市场上,后者的投资效率和效益都要明显好过前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民间投资的比重长期稳步提升,特别是在2016年以前,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一直远远快于国有投资速度,但进入2016年之后,由于体制、机制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限制,民间投资出现严重下滑态势,民间投资增速不仅低于国有投资增速,而且远远低于全社会投资增速,民间投资增速与国有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增速之间出现严重“剪刀差”并呈现持续趋势。最有效率效益、最具活力的民间投资活力减弱、投资增速下降,不利于全社会投资效益效率质量的提升和提高。

二是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长期偏慢。消费被认为是促进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消费结构的升级会推动供给结构的优化,特别是高端消费的普及会激励企业研发生产高技术产品,从而提升社会整体创新水平。然而,由于过去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形成资产投资巨额回报率的影响下,消费被资产投资长期挤占,再加上社会保障不足,预防性储蓄高居不下,导致消费增速大大落后经济增长速度。同时,由于中等收入家庭成长性偏低,导致中等收入家庭占比长期偏低,使得居民消费结构向高级化升级面临诸多阻碍。

三是绿色、低碳的消费方式尚未全面形成。绿色、低碳的消费方式是现代社会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是高质量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均早已经进入了绿色、低碳的消费时代,生活方式也从注重物质享受转为追求精神上的体验式消费,反观我国社会的消费倾向依然停留在对物质的享受、攀比之上,结果是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长期偏高,不良的消费方式和习惯对环境破坏严重,对生态形成了较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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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双轮驱动”是解决供给和需求中存在的

体制机制性问题的主要途径

造成供给和需求两端质量不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在最初战略选择上过度注重短期效益而对质量和效益关注不足的原因,也有长期对政府-市场边界认识不清、把握不准造成的效率困境和激励缺失的原因,即体制机制性障碍。解决供给和需求两端质量问题,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实处,发挥新发展理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指挥棒”和“红绿灯”作用。要紧抓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的“双轮驱动”,并将其作为未来的国家发展主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意味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必须实行“双轮驱动”,“双轮驱动”是提升供给、需求两端质量的根本举措。

创新驱动作为一个“轮子”,既能提升供给质量,也能激发消费升级的需求,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举措。创新驱动不仅指技术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将创新思维贯彻到供给体系的方方面面是对创新驱动战略内涵的正确理解。技术创新是提升要素供给质量和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重要路径,而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则在提升供给效率上不可或缺。在需求端践行创新驱动战略则在于通过运用创新思维变革投资方式,将投资取向转化为能刺激供给质量提升、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方面。此外,消费需求升级不仅要依靠供给体系的创新拉动,通过有效的机制创新激发消费活力对于提升消费结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轮子”,是创新驱动战略能否顺利实施推进的重要保障,也是破除供给和需求两端存在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关键手段。我们党之所以能保持先进性、我们国家之所以能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破除供给和消费两端的制度性障碍、体制机制中的弊端,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激发要素配置效率和活力、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

开放的目的在于不仅要不断吸收先进的理念,并通过改革的形式融入到自身的发展血液中,提升治理能力,也在于使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大家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尽管近些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世界大融合的秩序受到不小挑战,但依然改变不了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所导致的世界产业链高度关联的事实,渲染“脱钩”的言论只是西方政客妄图孤立中国的把戏。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更应该坚定保持开放的姿态,不断扩大开放的范围、增加开放的力度,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以开放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格局。

总之,通过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两个轮子”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必然能有效解决供给和需求两端所面临的各种低质、低效问题,从而能在持续增加供求能力的同时,大幅提高供求质量,并发挥供求两面的整体、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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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提升供给、需求两端质量的相关举措

提升供给质量的相关举措。

着力促进要素质量升级。要素升级分为质量升级和配置升级,其中质量升级包括传统生产资料如工农产品原材料、面料及各种新材料,也包括影响质量的长期要素如数据、教育、文化等。

提升前者的质量重点在加快推动高标准技术体系建设,加强质量监管和惩处力度,尤其要坚决打击破坏食品安全、制假造假的行为,营造高品质的生产氛围。

提升后者的质量应重点加强人力资源积累,高质量发展需发挥“人”的核心作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有效衔接,并着力解决教育部门和劳动力市场长期脱节的问题,畅通“教育-就业”通道;此外数据要素的质量提升应加强通讯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快数据标准化建设,推动数据公开和共享。

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注入新的报酬递增动能,从根本上扭转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主要是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

一是着力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由短期转向长期,关键是降低投机的回报率、提高创新的回报率,真正形成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新局面。

二是着力激发市场活力,依靠市场竞争和政府战略引导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三是着力在东西南北中培育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城市,在全国乃至全球发挥创新的引领和标杆作用。

“十四五”期间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步伐,关键是建立五大促进创新发展的机制,即尽快建成风险降低机制、市场动力机制、制度激励机制、政府促进机制以及现代创新爆发新机制等,以降低投机的回报率,提高创新的回报率,根本扭转工业及整体经济出现的报酬递减趋势。

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要通过在重点制造业延长产业链、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来提高产业、产品的竞争力。

一是要打通“创业—创新—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培育链条,统筹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政策链,大力支持培育创新型创业企业。

二是发挥政府作用,加快针对重大共性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形式,以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为核心定位,解决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之间的“死亡之谷”问题。

三是积极推动专利技术产业化。推动专利技术产业化关键要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完善“专利申请—专利保护—专利服务—专利融资”的全链条建设。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中的“美好生活需要”折射出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更高期待,因而,显著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水平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需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要聚焦以下重点:

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范围。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阶段亟需释放投资需求的背景之下,将更多财力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向民生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提供更多优质公共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是着力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提高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准,优布局、优品质、优结构,推动公共服务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深度融合,提升“互联网+公共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公共服务产品的更高期待。

三是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升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解决农村公共服务偏弱和困难群体享受公共服务不充分、不均等问题,大力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发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积极推动平台经济发展。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传统实体消费领域产生了较大打击,但也使得平台经济加速发展,无人经济、不接触经济、宅经济、线上经济开始井喷,成为未来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推动平台经济建设重点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大力鼓励“零工经济”发展,促进新就业和新消费模式创新。各级政府要积极主动地为“零工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宏观环境,加快建设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开放公共信息资源,为新型就业和新消费模式创新解决后顾之忧,清晰界定平台、零工者以及服务接受方三方权利和责任。

二是积极培育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时尚消费等消费新热点,鼓励与消费者体验、个性化设计、柔性制造等相关产业加快发展。

三是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加快补上农产品冷链物流等农村基础设施和流通网络短板,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提升需求质量的相关举措。大力提升投资质量。

提升投资质量要从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两方面发力。一是要摆脱房地产依赖,降低投机回报率。投机回报率长期偏高是资金“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要通过税收和金融等多种方式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让投资回归实体经济。二是加大民间投资支持力度,提高民间投资效益效率。民间投资,历来被视为经济形势的重要风向标之一,也是效率最高的投资主体,因此,要发挥民间投资对投资质量提升的关键作用,拓展民间投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轨道交通装备、“互联网+”、大数据、工业机器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新领域投资和经营。

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促进消费升级。

建设消费主导型经济符合经济发展阶段转化的普遍规律,是各国特别是大国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巨大的内需潜力,特别超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是我国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促进消费升级,重点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尽快启动税收结构改革,形成有利于满足消费不断升级需要的供给能力和强化消费增长的微观基础。

二是深化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消费性金融环境。

三是全面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对内开放水平,提升整体公共服务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四是全面振兴街道经济,激活传统商业,提高居民消费时空便利化水平。

树立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促进生活方式绿色化。

绿色是新发展理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发展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是要通过学校教育、媒体报道方式,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强烈意识,大力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

二是加强制度引导和监督约束,对破坏环境的消费行为加大惩处力度。

三是实行全民绿色消费行动计划,激发绿色消费需求。如合理制定绿色消费产品的价格,扩大绿色消费规模;加强环保产品品牌建设,发挥绿色品牌的综合效益,使生活绿色化成为现代生活时尚。

来源:rmzk_ptt 人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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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 供给和需求 双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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