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对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大，向科研人员提供的支持项目也越来越多。不过，大量的科研项目对申请人有年龄方面的限制。错过了，即使其他条件达到了也没办法。那么具体有那些年龄节点呢？

各个年龄节点盘点

女性年龄相对男性宽限1—2岁，为了介绍方便，按照男性限制年龄顺序介绍。

35岁

少量针对青年人才的项目对年龄的限制低于35岁，例如中科协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要求32岁以下。但相对而言，为青年人才设立的支持项目年龄限制在35岁更多一些。

知名度相当高的青年科学基金，其直接费用的平均支持强度约为25万/项，要求男性申请人在当年1月1日未满35周岁，女性申请人未满40周岁。

不仅仅是全国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地区青年科学基金一般同样要求申请人在当年1月1日未满35周岁。

中组部组织实施的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给予自然科学领域每人120一240万元的扶持经费，3年为一个支持周期。该计划要求申报当年1月1日未满35周岁。

中科院体系内的青年创新促进会（简称青促会），旨在支持3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其会员任期4年，每年将在学术交流、科研活动、培训与个人补贴等方面获得20万元专项经费资助。如成为优秀会员，还可以获得优秀会员人才专项经费共180万元。

一些为青年人才设立的奖项，其年龄限制也是35周岁。如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等等。

35岁，如果按博士毕业28岁计算，也就是毕业7年内。假如在国内读研、国外读博，35岁也不过是毕业5年内。

38岁

青年人才项目含金量最高的“四青”（青年拔尖、优青、青年长江、青年千人）中的两个——优青、青年长江，年龄限制是38岁。优秀青年基金资助强度130万，期限3年。而青年长江在聘期三年中，享受每人每年10万元奖金。青年千人可获得一次性每人50万元的补助。此外，还将根据“青年千人计划”评审标准给予引进人才100万-300万元的科研补助经费。

而且“四青”相互之间限制较少（青年千人只给海归），很多获得“青年千人”或“青年拔尖人才”支持的会接着申请“优青”、“青年长江”。很多拿了“优青”的也会继续申请“青年长江”。

同样，按照28岁博士毕业，38岁刚好是毕业十年。

40岁

四青之一的青年千人，限制年龄40岁。由中央财政给予“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每人50万元的生活补助、3年100万—300万元的科研经费补助；其他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参照“千人计划”现有政策执行。

限制年龄在40岁的也多见于教育部的青年教师支持方面、地区人才引进计划，如北京市的“海聚工程”青年项目、上海的“曙光计划”等等。

45岁

杰出青年基金要求申请人在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5周岁。杰出青年支持强度约350万元，资助期限5年。

另一个重量级项目——长江学者也有类似的限制。长江学者设有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特聘教授项目面向全国高校实施，讲座教授项目面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高校实施。其特聘教授要求申报当年1月1日，自然科学类、工程技术类人选年龄不超过45周岁。（中西部、东北高校宽限至47岁）

以下是部分项目的年龄限制

咋一看，即使年龄到了五六十，仍然有很多项目可以申请。但科研人才的压力早就提前了。例如在35岁之前，如果没有申请到青年基金或其他支持项目，既会造成自己的科研缺乏资金支持，也在后面的项目、计划申请陷入劣势。在愈演愈烈的科研竞争之下，似有一环扣一环、一步慢步步慢的趋势。

青壮年高知群体身心健康关怀存在大缺口？

健康是一种自由，在一切自由中首屈一指。

——【瑞士】亚美路，教育家，心理学家

2017年4月5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医生卢景宁在家午睡后，再也没有醒来，去世时年仅37岁。这个消息让卢景宁的同事、同学和学生悲痛不已，惋惜哀悼之情深入骨髓：“白天拼命上手术，晚上写论文、SCI，忙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职称……他太累了。”

2009年也曾发生过一起令人心碎的事件。当年4月28日凌晨，34岁的武汉大学在读博士杨志高在教工宿舍内上吊自杀。知情者称，杨志高自杀疑与博士论文无法通过、压力过大有关；这个案件当时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社会讨论。

近年来，以医疗人才和科研人员为代表的高知群体，其身心健康状况开始逐渐受到公众关注，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亚健康、过劳死甚至自杀的高危群体。一方面，他们在学业上极为出色，攀登和翻越着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峰；另一方面，很多人内心压抑而焦虑，社会环境带来的现实问题让压力倍增，无法自我缓解。

但令人遗憾的是，针对这一群体的关怀疏导依然存在极大缺失。如何击败“象牙塔里的困兽”，让我们的科研工作者能在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同时，还能拥有健康的体魄和灵魂？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面对无法静心的现实，有人选择离开

“无法静心”是中国以科研人员为代表的高知人群普遍的工作与生活状态。

刚刚从科研单位跳槽到企业去做产品经理的生物学博士向微（化名）说，他“宁可用一年时间飞出个航空公司金卡，也不愿再为搞人际关系和各种琐事消耗人生”。他说，自己并非不愿和人打交道，“我转型去的岗位也是会有人际关系磨合的”，而是希望能过一种“身心统一”的生活。

向微说，许多科研人员在骨子里对自己要求极高，追求完美，近乎偏执。但是中国的科研人员长年累月把精力耗费在非核心的外围工作中，与科研的精髓渐行渐远。

“我会看到一些前辈，每天在忙于项目申请、验收、参加各种评审会，貌似无限风光。但实际上，他们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焦虑的，甚至会感到心虚，因为没有时间去跟进最新的研究成果，脑子里的东西早就被榨空了。”

竞争压力趋于白热化，大多数人无法平衡心态，生怕跟不上社会的节奏而被淘汰出局。繁重济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些与科研相辅相生的东西，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压垮科研工作者身心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科研工作者选择了离开。身心健康问题导致的离职跳槽，未来可能会成为我国科研人才流失不可忽略的因素。

当应有的职业兴趣沦落为“敲门砖”

身心压力的存在与无限放大，往往不是单一层面的原因，而是环境与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医术精湛、待患如亲”一直是评价优秀医生的客观指标，但这种指标很难量化。在激烈的竞争中，随着各种晋级和评比形成模式，学历、文章、课题成为每个医生都不能逃避的问题。无论是新参加工作的住院医师还是经验丰富的资深医师，都要一边认真工作，一边竭尽全力在以上几个方面获得资源。

为了更好地发展职业生涯，博士这个“敲门砖”似乎必不可少。很多人因此选择了读研考博，忙于各种标书和课题之间，还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即使是全职博士，想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学业都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更何况很多的在职研究生，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实验，其压力可想而知。

而且，医学科研本来就是未知的、富有创造力的工作，需要具备足够的好奇心、极强的学习能力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当本来的科研兴趣和职业兴趣沦落为“敲门砖”，博士研究往往会变得艰难异常，令人产生严重的厌烦情绪。很多人一边怨声载道，一边却只能硬着头皮挺下去。这种压力往往会在行将毕业的时候达到顶峰。

而目前快餐式的研究生培养也无益于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再加上经费不足、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因而大多数科研工作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阶段。没有更加科学的设计和严谨的理论支持，很多项目仅仅是沿着国外的科研文献继续着重复劳动，单纯对阳性结果的追求也伤害了科研本身，错过了很多有意义的发现。这种重复的无意义的劳动，也造成了累积性的心理压力增大。

难以接受却必须直面的过劳状态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和全国人口平均寿命相差十岁，并且有逐年降低的趋势。

更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到60万人，已经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高知群体已经成为“过劳死”潜在危险的重灾区。

“过劳死”一词源于日本。1987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过劳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并拟定相应的诊断标准。国际上普遍认为，“过劳死”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问题，涉及到医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

“过劳死”人群的几大特点与我国高知人才群体的生存状态特性高度吻合：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压力过大，每天绝大部分时间和身心都围绕在工作上；承受极大的身心压力，睡眠时间过短或睡眠质量差，导致免疫力低下。

“过劳”的状态是个积重难返的过程。举个例子来说，对于健康人，感冒这种自限性疾病完全可以自主痊愈；但对于许多“过劳”的人而言，即使一次小感冒也可能引发心肌炎最终导致丧命。这是“过劳”状态摧毁了人体正常身心机制的典型表现。

心理监测与情绪疏导：极度缺失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在读博士存在或者潜伏有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这是近期发表于Research Policy期刊上的一篇学术论文的研究结果。研究者对3659名博士生的调查数据显示，51%的受访者曾在最近几周经历至少两种心理状态不佳的症状，这预示着他们心理压力大。此外，32%的受访者出现了超4种不适症状，他们患常见精神疾病的风险比其他正常受高等教育的人高出2倍。这些常见症状包括情绪低落、抑郁、失眠、无法克服困难或者无法享受日常生活等。

而针对我国在校研究生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博士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为39.3%，该群体在强迫、焦虑、恐怖、精神病及心理健康总平均分上明显高于全国常规模式，总体心理健康状况堪忧。

中科协2016年8月的一项调查结果则体现出我国科技工作者近年来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呈下滑态势。需要关注的是，科技工作者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长为8.6小时，最长工作时间每天16小时。其中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而相应睡眠时间最短，为7.76小时，睡眠质量也相对较差。

该调查还提出一项警示：睡眠时间越短，抑郁情绪越严重，自杀意念也就越多发。关注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睡眠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需要。

建立自助平台，促进相关法制健全

稍微能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在执行层面的缺口依然很大，但目前我国对科研工作者群体的健康关怀已经逐渐起步。

一方面，科研工作者对于自身的健康关怀正在逐渐提升，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做科研最基本的保障恰恰是一个强健的体魄；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社会关注度也在提升。一些单位和机构会为工作人员“量身定制”，给出健康建议。例如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利用各种现代化的通讯和时间管理工具提高工作效率；以此为基础来获得更多的业余时间，再进行娱乐、锻炼等有利身心的休闲活动，让强健体魄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闭环。

在心理健康层面，中国心理学会于2016年提出建议，应对科研人员定期进行心理“体检”，并尽快建立针对科技工作者的心理自助网络服务平台，来缓解目前有78.9%科技工作者无法顺利获得心理咨询服务的现状。网络提供的心理服务是一种积极回应，其本质是通过心理自助网络将心理咨询的核心流程转化为电脑程序，将心理专业评估与有效的治疗技术相结合，引导出现心理问题的科技工作者遵循科学的心理训练过程，自我训练，从而缓解轻度到中度的心理健康问题。

同时，也有更多的项目在研究高知人群的自杀心理倾向，并以此研究为基础，提出给高知群体减轻心理负担的可行性建议。

对于“过劳死”的立法，近几年来呼声也持续攀升。只有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法律制度真正硬起来，劳动者才不会无缘无故倒下去。

来源：学术头条、今日科苑